段炼：《语言再现》导读

　　W.J.T. Mitchell “Representation” in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995.　　

　　《语言再现》原名《再现》，为与另一译文《图像再现》相区别而更改译名。本文选自弗兰克·林特里恰与托马斯·麦克劳林主编的《文学研究中的批评概念》一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5年再版，该书简介可参见《凝视》导读。《语言再现》的作者米歇尔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和艺术史系教授，著名视觉文化研究和图像研究学者及比较文学学者，其《图像理论》一书在国内影响极大，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对他相当了解。

　　再现这一概念自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局限于视觉艺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文学和音乐也是再现的，而米歇尔更从政治方面阐述了代表制的再现特征。米歇尔的《语言再现》一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换个视点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再现问题，或可作为《图像再现》的参照与补遗。实际上，语言再现和图像再现本来就是再现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同质却又各有其表，福柯在小册子《这不是一直烟斗》中，就讨论了二者的互动关系。

　　关于西方文艺理论界在20世纪后半期对再现概念的质疑，《图像再现》的长篇导读已有言及，而《福柯论马奈》的导读则作了基本阐述。米歇尔文章的不同之处，是他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角度来讨论再现，认为再现的三大类型是图标(icon)、象征(symbol)和索引(index)。关于皮尔斯的符号学，《符号》一文的导读也作了基本阐述。这样，此处余留的重要问题便是再现与符号的关系。

　　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被视作一个符号，与此相应，艺术再现便是符号的意指，再现的行为和机制也可看成是符号意指的过程和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歇尔才借用皮尔斯的三种符号，来指称再现的三种类型。不过，由于再现的论题之故，米歇尔没有专门讨论符号问题，也没有特别指明他要将再现研究与符号学联系起来。早在2002年，当笔者重读米歇尔这篇文章时，便留意到他从图标、象征、索引三方面讨论再现问题应是专有所图，便给他打去电话，求教他三类再现的出处，以及如此分类的目的。米歇尔在电话上明确地说，他论述再现的图标、象征、索引三方面，是借用了皮尔斯的符号学，因为这对当代文艺理论语境里的再现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传统的具象艺术是再现的，但在再现型具象艺术中却不乏象征符号，而西方艺术史的象征传统则几乎与再现传统一样长久，二者甚至是平行发展且又相互渗透的。例如，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绘画中，大天使手里的百合花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象征着圣母怀胎的纯洁。19世纪中期英国拉斐尔前派的绘画，继承了这一象征传统，而到了现代主义初期，法国和德国的象征派艺术，则在具象绘画中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图像符号的意指性。

　　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时期，艺术中的表现、抽象和观念形态相继出现，学者们为其一一找到了相应的符号形态。如果说再现对应于写实艺术，那么当欧琳在《符号》一文中将形式主义的抽象艺术视作符号时，我们对再现的老旧定义便不得不改变了。这就是说，再现并不仅仅是关涉视觉表象的意指行为，而且也是象征和指示的，现当代艺术中的抽象形式和观念符号，就此一变而为超越事物表象的非具象再现。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福柯所质疑的再现、被福柯颠覆了的视觉秩序，便获得了重建的机会。但这里的困难是，一旦将再现视作符号，再现便有可能无往不胜，成为包罗万象的概念，却远离了再现的本义，从而自我解构，使再现的概念失去理论的价值。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由此看来，米歇尔在长达万言的《语言再现》一文中，用过半的篇幅来讨论再现的本义，确有一番心机。这篇文章与萨莫斯的《图像再现》其实并不一样，米歇尔看重再现的符号特征，所以着重讨论了再现的意指性，即再现的“代表”功能，包括政治代表。这样，米歇尔不必固着于视觉表象的相似，而在不同层次上分析了再现的意指作用。这分析展示在他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勃朗宁的名诗《我的前公爵夫人》的解读中。当然，这几个层次的划分，及其整体结构的形式构建，并不是米歇尔特意指出的，而是笔者在阅读米歇尔文章时辨识出来的。

　　第一层，诗歌用戏剧独白体来再现可能的舞台演出，用一个独白的片断，再现了公爵向客人讲故事的场面。第二层，公爵所讲的故事，是用语言来直接再现一个已经发生的往事，虽是片断，但却间接地指向了他谋杀妻子的整个密秘。第三层，公爵的戏剧独白，描述了前公爵夫人的肖像画，再现了这幅画的视觉特征。第四层，公爵对这幅画的再现，是一个重要的过渡和转折，这首诗从语言再现转入图像再现，而这幅画则再现了画中的人，再现了前公爵夫人的相貌、习性和可能的事件。第五层，这一切视觉的再现，又指向了肖像背后的隐秘故事，并就此返回到故事本身，与第一层对接，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起承转合，在形式上建成了再现的整体结构。

　　这五层再现所构建的整体，是一个形式的结构，其中有两个重要关键。首先，诗歌用语言来再现图像(诗中的肖像画)，是再现的再现，或曰用再现来再现“再现”，暗藏了悖论的可能。其次，诗人本身并未出场，诗歌不表明他对前公爵夫人的态度，也不表明他对公爵及其谋杀的态度。诗人站在一个貌似超然的高处，调度着所有的再现。换言之，诗人用诗歌的语言来再现了上述五个层次的再现。在这个框架里，每一层次的再现，都是一个符号或复合符号，而再现之各层次的递进，则是符号之意指的深入，具体地说，就是最后对谋杀事件的终极暗示。

　　需要注意的是，米歇尔是当代批评理论界的形式主义者，他的文章并未讨论对再现的质疑和颠覆等问题，甚至也没有讨论再现的真实性问题。但是，他将再现的概念同符号学贯通起来，却让我们可以一窥形式主义在今天的发展，及其在当代批评理论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