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亮：关系美学与前卫理论系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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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批评家尼古拉斯·博瑞奥德的著作《关系美学》法文版初版于1998年，英文版2002年面世，中文版2013年7月才刚刚得以出版。“关系美学”概念的提出是西方上世纪末至今，罕有的当代艺术理论尝试，特别是冠之以“美学”名义的理论探索。此理论一经提出便在西方艺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作者博瑞奥德也在争论过程中不断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并在2005年提出了“另类现代”(Altermorden)的概念。就国内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关系美学的重要性，因此讨论该理论的文章也寥寥无几。不过在有限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已能看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第一种研究路径从现代主义(Modern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框架出发，认为“关系的艺术”是一种新的后-现代主义的前卫艺术，或统称后前卫艺术，并进而认为当代后前卫艺术作品有三个参考点：美学的、历史的和社会的。[1]这一研究路径虽然介绍了“关系美学”视域内的“关系的艺术”，但是却没有论及“关系美学”与其他相关理论的上下文关系。另外，将后-现代主义等同于后前卫的观点也有待讨论，因为这意味着该方法忽视了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之间的根本区别，认为“关系美学”既是某种现代主义理论，又是某种前卫理论，从而无法清晰定位它的理论价值。另一种分析路径借鉴了美国批评家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的观点，用朗西埃的“歧感美学”来批判“关系美学”的协商和共处。[2]这种分析方法对“关系美学”呈一边倒的否定结论，谈政治和伦理多于谈论艺术。2013年朗西埃来华访问和讲学，其主要影响在于当代艺术界，这也是为什么国内艺术界再次关注“关系美学”原因所在。朗西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关系美学的方法，但并不是关系美学本身，要全面理解“关系美学”的意义和价值需要引入更多的研究角度。本文尝试从前卫理论系谱建构的角度探讨“关系美学”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来源，和它们在整部前卫理论系谱中所处位置。

　　一、分离与物化的现实：前卫理论的基本问题语境

　　能够将“关系美学”纳入前卫理论的范畴来讨论，基本原因是它有着一般前卫理论的建构逻辑——以艺术为依托，试图提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就艺术方面来说，各个时期的前卫理论都有特指的艺术对象，而就社会问题来说，诸家前卫理论都有共同的问题出发点，并沿着共有的基本问题不断推进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美学聚焦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前卫艺术，因此，与其说它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美学理论，不如说是一部具有针对性的批评理论。艺术批评理论往往由具体艺术现象而发，继而建构该现象的意义，“关系美学”则是对西方九十年一种特定形式的当代艺术的解释和归纳。博瑞奥德在理论陈述中严格限定了该理论的应用范围和它针对的问题情境，他将关系美学定义为“依据作品所再现、制造或诱发的人际关系，来判断艺术作品”的理论，[3]也就是说，关系美学只对能够体现人际关系的作品发言。在关系美学的问题情境中，自然不是所有作品都能再现、制造或诱发人际关系，例如中世纪的艺术只是建构人与神的关系，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则着重表现人与物理世界的关系，浪漫主义美学更注重艺术与自我的关系。最能体现人际关系的艺术作品出现在90年代，这也是博瑞奥德所认为的艺术史的新转向：如果把艺术史理解为艺术与外在场域持续发生关系历史，那么“今天这一历史看来已经开始转向。在继人与神，人与物的关系之后，艺术实践现在关注人际关系的领域，九十年代初以来的艺术活动就表现了这一转向”。[4]当然，九十年代当代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对于博瑞奥德来说，体现人际关系的艺术才是最具价值的艺术形式。为了展现当代艺术的人际关系转向，博瑞奥德于1996年在法国的波尔多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名为“交通”(Traffic)的展览，在该展览中，他最早用关系美学的概念来概括参展的艺术作品，其中就有现在著名的艺术家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弗尔斯特(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和里克力·提拉瓦尼亚(Rirkrit Tiravanija)等人。此展之后，博瑞奥德又于2002年在美国的圣弗朗西斯科艺术学院策划了“接触：1990年代至今的关系艺术”展，展览依然邀请了1996年“交通”展中的部分艺术家，如提拉瓦尼亚和于热等人，只是在这次展览中，博瑞奥德进一步将介入公共和私人空间的艺术进行了分类。[5]

　　如果我们仅仅将关系美学理解为描述九十年代以来艺术现象的理论，就会让把该理论推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实际上，博瑞奥德提示关系美学的基本逻辑是出于艺术不仅要提出社会问题，而且要提示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考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博瑞奥德对当前社会总体状况的判断，然后在下一部分再来分析关系美学有关艺术本体的论述。博瑞奥德在《关系美学》一开篇这样来判断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你：“任何不太可能被市场化的东西都注定消失，很快，在交易领域之外，人际关系将不复存在……普遍物化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当前的关系空间”，劳动分工与过度专业化，机械化和盈利原则统治着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直接经验的产物，而是被中介化。人际关系之间出现的巨大“分离”表明当代社会已经转向居伊·德波所描绘之“景观社会”的最后阶段。[6]从博瑞奥德指认社会问题的逻辑和关键词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勾勒出从马克思到哈贝马斯这样一条批判工具理性的西马哲学系谱。也就是说，关系美学是建立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的理论，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及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的综合应用，这与沃尔特·本雅明、彼得·比格尔和本雅明·布赫洛等人的前卫理论出发点如出一辙。

　　“分离”和“物化”是包括关系美学在内诸家前卫理论建构自己问题情境的基础，它们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个方面最终会表现出分离的特征。例如，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以精细的专业分工和非人格化的人际关系等为基础的科层制，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遵循目的-手段的逻辑，成为相互的利用与被利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彼此产生了实际分离。后来阿多诺以此为基础将资本主义称之为的“被管理的世界”，并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工具理性展开了具体批判。韦伯现代性概念中的“分离”不仅表现在工具理性引起的各个方面，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还表现在由实质理性(价值理性)引起的文化现代性的分离：“韦伯赋予文化现代性一种实质理性分离的特征，这种表现在宗教、形而上学里的实质理性分离成了三个自律的领域：科学、道德和艺术。”[7]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合理性使人摆脱了神话和宗教的束缚，但其反过来了自己却成为统治人的“神话”，这就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谓的“启蒙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