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语冰：翻译注定是一桩西西弗斯式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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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艺术界）：多年来您坚持翻译、主持译介西方艺术史论，在我们看来，这其中体现了您个人对国内艺术理论与批评状况，以及世界现当代艺术史的双重梳理、认识与评价。在您看来，从80年代直到今天，国内的艺术理论、艺术史研究有哪些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国内的社会总体变动，当代艺术发展情况有哪些关联?

　　答（沈语冰）：以30来年作为观察的距离是非常恰当的。现在差不多已经形成共识的是，80年代是一个全民重新焕发青春期活力的新启蒙和改革开放时代;90年代和本世纪最初十年，是中国市场条件下资本原始积累和经济起飞的20年，而最近的几年，则是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开始动荡和衰落，改革开放步伐遭到既得利*益*集团严重阻截的年代。如果说人们对中国当代历史总体情形的认知还较为清晰的话，那么对学术界的形势的判断则要模糊得多。80年代学术和文化的总体性还是鲜明的。90年代以后，总的形势有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说法。但思想始终在暗涌，学术也不是处处都有突出的表现。相对来说，随着市场意识形态在90年代渐趋上风，政治哲学、法律和政治学等成为显学，而艺术史一直处在不冷不热的氛围中。在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界，艺术史所占的比重极小，关注度也远不及文史哲传统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显学。

　　但是，这30多年来，国内艺术史论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明显的变化，与前面所说的“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总的趋势相吻合。80年代还充斥着大量意识形态之争。这些争论当然具有思想解放的功效。但是无论是它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还是方法论和结论，都是“思想的”或“意识形态的”，换言之，属于站队和争夺政治正确的做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建设(包括基本文献的积累、学科意义上的专家库以及学术研究和教学的体制)。80年代的艺术思潮和艺术运动也可以作如是观。比如，最知名的“85美术新潮”，更多的是一个思想运动，而不是一个“艺术运动”。

　　第二个显著变化是，随着思想争论或意识形态争论的淡化，苏联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一套已经不再有市场。尽管还有行政命令规定必需使用的教科书，但是，人们已经很少予以认真对待。占主导的已经是多元的方法论和观念。即便是传统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多多少少吸收了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至少是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相对而言不那么明显，但非常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是艺术史的学术建设在逐步推进。80年代已经有这方面的突破，特别是美术史论的学科建设(包括美术史论系的组建、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学术刊物的创建，以及外国美术史论著作的翻译)。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但是，与当时的文史哲其他学科相比，美术史论学科仍然是相对落后的。我们就以90年代中期一场围绕着当代艺术意义问题的讨论为例——我有幸成为这场论战的一份子——人们讨论当代艺术意义问题的术语和方法，基本上来自哲学和文学理论，却很少来自艺术史或艺术理论。

　　第四个变化，我认为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变化，是本世纪以来，美术史论(有时被叫作美术学)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这特别表现在欧美艺术史论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上。一个鲜明的对比是，90年代，美术史论著作是极其小众的出版物，但本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年，美术史论著作已成为众多读者追捧的对象。这一方面可能与艺术类学生的急剧扩招有关，他们形成了潜在的读者群。另一方面可能与国内当代艺术创作、展览、批评、销售的活跃程度，以及与当代艺术相关的艺术机构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有关。

　　问：从80年代的翻译热、理论热直到今天，您如何看待国内翻译界对世界艺术理论的选择?您自己的翻译方向主要想回应哪些问题?

　　答：80年代的翻译热和理论热，最早热起来的还是西方哲学、外国文学等传统优势学科，因为这些领域的人才相对充裕。而艺术史论的翻译人才奇缺。除了一些零星的译作外，比较系统性的翻译，据我所知，只有范景中老师的团队所翻译的贡布里希的著作。90年代以后，主要由于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缘故，国内的翻译事业总的来说所有回落。虽说之后陆续有些艺术史论方面的译著出版，但数量很少，质量也不如人意。

　　与之相应的是，国内对外国艺术史论著作的选择，除了范先生对贡氏著作的系统翻译外，也很少是有学术源流和目录学意识的。以2013年Thames& Hudson公司出版的BooksThat Shaped Art History(中译本《塑造艺术史形状的十六书》，即将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为例。此书介绍了西方艺术史上十六位大家的十六部代表作，作为初涉艺术史学科的入门津梁。但到目前为止，大约只有八部有中译本。范景中老师和他的团队翻译了其中的四种，我和我的团队翻译了另外四种。这本书的书目当然不是唯一的选择，其中偏重英美艺术史著作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但至少代表了欧美学者对艺术史这一学科的基本看法。

　　我自己的选目侧重于西方现当代艺术的研究，大体上始于19世纪中叶的库尔贝，止于当下。这是就研究对象来说的。如果研究对象超越了这个范围，但研究方法却非常现代，也不拘绳墨，大胆拿来。所以，从原则上说，我选择翻译书目的标准只有两条。一是看它是否是艺术史上的经典;二是看它的方法论是否创新，足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