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凡丁：趣话春联过新年

　　《书法家题联备要》一书记载了书法家王学仲对书法与联语之审美关系的阐释：“联语借书法的笔墨韵致，更显汉字多姿多彩的形体美;书法因联语的字词工丽、音韵和谐，愈含耐人品味的诗意美。”现代人注重书法的视觉效力，在形式语言层面的深入探讨与对书法本身具备的文学性、叙事性的不断扬弃是我们当下的选择，这巩固了书法独特的艺术地位。但事实上，自古以来书法艺术一直依靠字形与辞藻的相互配合，孑然独立于世。字形若工整敦厚，辞藻亦端庄大度;笔画若飞扬伶俐，字句或慷慨激昂。写的如何很重要，写了什么亦不可忽略。毕竟，于华夏文明而言，正是诸如寿联、挽联、春联等兼具文学、实用价值的书法门类的出现，才让寻常的书写行为演化为书法，而后再次走入民间。

　　据考证，贴春联的习俗起于古人贴桃符以驱鬼、祈福。随着春联逐渐摆脱旧功能，成为迎新贺喜的重要符号，红彤彤的春联成为了记录、表述一个中国家庭或世俗、或雅致的生活希望的承载物。而在六朝骈体文大发展后，讲究中庸、对称之美的国人偏爱拿捏格律声韵、使用对仗排偶的方式赋诗造句，楹联成为了书法乃至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书圣”王羲之到民国时期的左宗棠、于右任不断的创作，到2016年康有为楹联拍出千万元高价，春联一直深受人们喜爱。

　　每当新春佳节将至，人们便会将自己的世俗愿望投射于春联上简短而又脍炙人口的寥寥数语中。寻常百姓家中所作春联，无非是些辞贫迎财、添寿纳福之类讨彩头的妙语，而对于很多具有特殊政治、社会身份的人来说，在吟诗、作赋、对联中或抒发胸中意气，或调侃社会乱象，以笔墨言志抒情，可算是再“文艺”不过的创作方式了。

　　清人梁章钜著作《楹联丛话》开卷引用《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昀观点，认为五代后蜀主孟昶在广政二十八年(965年，其时已是北宋乾德三年)春节所题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当时考证出的时间最早的对联，“实后来楹联之权舆”，而这一说法至今仍为人所传用。虽然宋人视此句为后蜀灭亡的谶语，但对于今人而言，结合其创作时间，我们分明从孟昶这句工整的十字言中看出了他对先代遗泽的无限留恋和未来新生的渴望。但当他遥望北宋江山，国将不国，甚至连写副贺岁的春联都成为了无谓徒劳，一份悲凉哀戚、一股锐挫望绝油然而生。

　　正因为春联的文学价值，这位亡国君主的叹息才得以在时空回荡。同样是表现家国情怀，因为际遇的差别，一些现代爱国将领们的对联则豪迈了许多。据《巴蜀故实录》记载：1911年11月22日重庆光复，“蜀军政府”成立，12月南北议和时，各省代表会议决定改用公元纪年法。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元旦前夕，蜀军政府秘书院为筹备庆祝事宜，决定在军政府大门贴上一副春联。当时任军政府秘书院编制局局长的曾纪瑞遂题写上联“奉新元为正朔”。而正在他沉吟思索下联如何撰写的时候，正巧文思敏捷的秘书院院长向楚到来，他随即应曾纪瑞邀请对出下联“扬大汉之先声”。此联气势非常、典出有故。东汉班固在《封燕然山铭》中有：“将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向楚借此表达其对重庆在四川首义的赞叹。

　　另据《八桂香屑录》载：1924年腊月，民国时期的爱国将领李济深从广东回故乡过春节。他吩咐家人备下红纸，挥笔写就“一门孝悌传家业，万里江山入梦魂”的春联。当时，李济深颇受孙中山的赏识，由粤军第一师师长被委任兼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不久又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正是青云得志、衣锦还乡之际，一副对联不仅是他忠孝节烈、诗礼传家的家族期望，更体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情怀。随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愈加紧密，年近花甲的李济深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祖国独立、自由、民主，他到处奔走，反对投降分裂政策，要求共同对敌，抗日救国。1944年腊月，他于除夕再次写就春联“心如老骥常千里，春入梅花又一年”，老将军的赤胆忠心和乐观精神跃然纸上。

　　此外，作为百姓智慧窗口的春联，也常用幽默的口吻淋漓尽致地展现人们生活中的无奈和期待。1946年春节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和平谈判，可是国民党在和谈期间，仍然出现和战不定的反复无常状态。据《桂海拾珠》载，桂林丽君路佛教会街区一间草鞋铺子门口贴出了一副春联，上写“打打谈谈谈打打，谈谈打打打谈谈”。全文“谈”“打”二字对仗工整，寓意深刻，一时传遍桂林城。

　　北宋诗人王安石有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一则则春联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百姓的智慧、书法的魅力。俗话说：“有钱没钱，贴对子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过春节、贴春联早已成为民族观念的展示和人文精神的象征。随着华人世界的壮大，无论在北京、香港，还是伦敦、纽约，每年农历腊月三十(各地风俗不同，亦有腊月廿八或廿九两天“贴倒酉”的习俗)一副副红纸、一串串汉字便将春的喜气和年的热闹渲染得无比动人。在笔笔画画之间，书法艺术价值的多重性慢慢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