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郁达：县城记 一种中国当代艺术生长的个人经验

　　2016年1月7日，《八十年代——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新书发布暨学术交流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这本图书由杨卫与李迪主编，集结了26位作者均是见证过八十年代现代艺术运动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以个人叙事的角度回望历史，结合300张八十年代的老照片，共同呈现出一个史料丰满而又充满感性色彩的八十年代。本文作者为管郁达，为雅昌专栏收录的《八十年代》一书中的第二十一篇文章。

　　更多内容尽在[雅昌《八十年代》专栏]

　　年关将近，心就慢慢地闲了下来。带着女儿回老家为父亲扫墓，就这样，在滇、桂、黔三省毗邻的地界盘桓了两天。会到了多年未见的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几个伙伴。

　　我是在贵州西南边上一个乱山环抱的县城里长大的，不到十四岁就离家在外求学。所以，乡镇、县城之间的往返穿行，于我，是少年时代成长经验的一部分，老人常说：从小看大!一个人能有几个年少?再就是，因为离家较早，我对家乡的记忆，也就永远定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岁月。那个年代贫寂而多事，天地日月任逍遥。没有人管，放任自流其实是好玩的。

　　山地乱石之中的兴仁是一个单调狭窄乏味的县城，九夷所居之地，民风野蛮彪悍。一到冬天，便是冻雨绵绵，一条叫解放路的马路连着几条泥泞的背街，晚上几乎全是喝得醉醺醺的酒鬼，鬼鬼乎乎的，非常压抑，像是挪威画家蒙克《嚎叫》中的末世表现主义景象。明洪武十六年，朝廷在贵州设行省，这里因为交通的原因便兴旺发达起来。商贾云集，多为利来。清末回民哲赫忍耶在此举事造反，招至清廷的血洗与屠杀，我的母亲一族便是兴仁三家寨哲赫忍耶的后代。据张承志《心灵史》一书所载，哲赫忍耶又称“血脖子教”，传自中东也门。清代咸同年间在西北起义遭镇压，教主马化龙的族人后代被流放至云南、贵州。所谓提着脑壳上天堂，屡战屡败，前赴后继，极富反叛性与悲剧色彩。我从小桀骜不驯，不服管教，大概是娘肚子里带来的罢?清廷灭绝回民后，中华民国以此地“无仁义”而据儒家教义，将此城原来的名字由“新城”改为“兴仁”，以为此地山民可以教化而至温厚淳朴。但由民国而至今日，将近一百年过去，此地民风仍以野蛮著称，酒风炽烈，好勇斗狠，趋利而好算计。可见，儒家圣人的理想从来都是向内走的，向外管制人民，还是要用刑名之学。现实才是王道。

1989年，89现代艺术大展全体艺术家合影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县城生活，同是县城青年的导演，山西人贾樟柯在他的“故乡三部曲”中有很出色的蒙太奇叙事，像小武那样的县城青年，青春的出口其实是非常凶险和逼仄的，比日本导演大岛渚镜头下的青春更加残酷。我们生活的环境本来就没什么文化，身体本能的宣泄方式就非常原始，像动物一样。所以方力钧调侃说，八十年代他活得像一条野狗，这还是一种针对“精英”的文化表演和反讽。而我们真的就是一群自生自灭的野狗，在县城的角落和背街四处打架斗殴、觅食闲逛、惹是生非，消耗那些突然来到的多余的荷尔蒙和无处安放的廉价的青春。

　　我曾有一位玩得很好的、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人极聪明，长得又帅，极讨女孩子喜欢。不幸的是他手也闲不住，而且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常常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一起参加高考，他没考上。而我“考过长江”，去了北京。以后音讯就慢慢稀少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局反“精神污染”，曾有一场“严打”运动，他以流氓罪被判死刑。我当时大学毕业分配回老家，冻雨洒街，寒风刺骨，在县城街道脏兮兮的布告栏上看见他的名字被打上红色的叉叉，顿时觉得头昏眼花、天旋地转。那一年我二十岁，这位同学大我两岁，二十二岁。

　　后来，有一天看到英国BBC拍的关于英国艺术家培根的纪录片《男人与竞技场》，有人问刚刚在著名的泰特美术馆办完个展的培根：“你想过有一天会退休吗?”培根说：“当然没有。你在开玩笑吗?永远不会，我希望工作到死。否则我会自杀。”不画画就会死，这就是培根作为艺术家的宿命了。我是觉得，有些人，如培根能够活下来，完全靠的是本能和爱，而不是文化。在一个“蛮荒”之地和文明的“废墟”之上，文化是靠不住的，教养也是靠不住的。否则，向世界贡献了歌德、贝多芬的德国为何还会冒出纳粹和希特勒这样的魔鬼?经历过二战的培根看透了这些华丽假象后面的杀戮和疯狂。他的作品呈现出来的野蛮、原始和本能的惊异与震撼，将我们的观看重新打回一种肉身的动物性的野蛮真实。我的朋友叶帅说，他少年时大院和街头一起成长的伙伴，打打杀杀，偷盗经商，行走市井，大多进了监狱，极端的掉了脑袋。他自己大概是因为迷恋上绘画，所以孤身独处，安于一隅，才置身世外，幸存至今。这也是叶帅的宿命和本能。尽管，我们认识到这种宿命和本能的力量，经过了文化的重组与净化。但是，这种重组与净化本质上是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和“朗现”，就像六祖慧能的真言“本来无一物”。在野蛮与文明之间，“文化”只是一种尘埃罢了，一种关于真实的谎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县城经历的物事，大概就是这样的。物质贫困，精神空虚，不知何处可以立命安身?庄子说：“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于是，三五个趣味相投的好友便成了县城里的“文艺青年”知识团伙聚落，相互借阅书籍、写小说、写诗、画画，还学习各种乐器。记得我自己就学过小提琴，每天榜晚便不再跑到街头去偷偷吸烟、打群架，而是躲在河边，和一位朋友练习拉小提琴、吹口琴，望着流逝的河水在夕阳下发呆。

　　我们疯狂地阅读，听西方音乐，收集和交换各种书刊、磁带、画片。这次在少时的朋友卢老三家，他拿出全套崔健音乐的录音磁带，全套《西方二十世纪音乐》的录音磁带给我看，让我少时的县城记忆一下子复活过来。我们一起用老式录音机重听了法国作曲家米约的《世界创造》、波兰作曲家潘德列茨基的《广岛殉难者的葬歌》和崔健的《一无所有》、《花房姑娘》，莺梦重温，好像昨日情景的再现。《西方二十世纪音乐》，是我二十多年前托上海音乐学院的朋友戴嘉舫翻录的。一次我和现居北京的作曲家、贵州老乡瞿小松说起此事，他大为惊讶，说：哎呀，不得了!那么偏僻的地方。你们那个时候听的东西和我、谭盾、郭文景、叶小刚是一样的!瞿小松、谭盾、郭文景、叶小刚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七七级的“四大才子”，是最早将中国“新潮”音乐带入世界而享有国际声誉的作曲家。算起来，他们的实验和探索，比八五新潮美术早了很多年呢。而他们几位，也都有县城和外省的生活经历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