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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萌：运行中的“非形象”——一种实验性理论的提出

2017-02-18 08: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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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艺术现场的运行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值得关注的从事“非形象”艺术(不以“形象”为方式的艺术类型)的创作行为。如果进一步对这个系统进行分类，不难发现它们中的很多作品有的与“抽象艺术的‘现代历史’”保持了较近的学术距离，有的则更加侧重“现代之后”艺术史进一步演化的当下语境，在“形式-语言-精神”的现代话语之外，进入到“观念-媒介-视觉”乃至“物的转化”和讨论语境的发起等涉及到一些新形态的观念方式和知识界面，很多新的问题已经不是“抽象”以及“抽象之后”的衍生概念所能够解释，实践的发展对理论认识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前艺术世界运行的“非形象”作品中，存在两种语境，一种是艺术史上“抽象艺术之后”的“抽象性非形象”创作，它在抽象艺术的历史演进中，进入到当下语境获得新的增长点，但基本没有从“度”的文化含量中冲破某种抽象语境的“临界点”，然而其运行语境和视觉属性已经不是历史上“抽”的概念;另一种是从观念艺术的历史演变中随着对既定媒介观念方式的实验而逐渐形成的“物化”状态，或者在“物”、“空间”、“知识”与“人”的“交互”中形成的以“物”为视觉起点的“观念物”，被“观念化”了的“物”，这种类型剔除了惯用的“形象叙事”和“符号化”运作，而进入到对于某种“物”在视觉秩序的建构和“物-形”或“物-场”的“视觉观念化语境”(这些作品在视觉和物质的创作中对应了历史上平面绘画的“形式主义”但与其生效方式已全然不同)。这两种类型(还有一些作品的形态处于两者之间)都在不同的“观念运行”界面中处于不同状况的“区间域”的动态中，尽管其艺术史的线索来源不同，但大量作品和艺术家创作语境的“运行”使得一个存在共性和差异的视觉生态结构出现了，“非形象”概念的提出可以解释许多难以被“抽象派”言说方式所理解的艺术作品，也为艺术创作确立了某种继续深化的批判维度;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论述也利于在一些“观念化”了的“物”的讨论中明确某种“视觉形态”层面的认知与参与方式。进入当前此类现象“艺术运行”的深层结构和问题的内在情境，需要进入“运行中的‘非形象’”(the Working of Non-Figurative System)的自身界面。

　　描述艺术现场的发生既需要一种艺术史线索的长线视野，更需要以面对此刻的立场从艺术史走到当今现场，理论也需要随着艺术创作对“临界点”的不断刺激而进入实验性的参与方式，与创作共同构成一种活态的“化学反应”。在“发生性文化态势”的当下语境中，“此刻”的意义得到了解放和纯化，初步从被某种历史想象的意识形式的形而上学假说中松动。

　　Ⅰ描述：“非形象”运行的事实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中，无论是面对自身系统的内部转型还是面向全球化艺术秩序的参与，无论以哪种被动或主动的形式参与(这其中既有自身社会的视觉文化进程的需要也曾经存在西方眼光的挑选和编码)，一个基本事实值得关注，就是借助“形象”的意义发生机制制造某种强势的借助符号运作的艺术社会学导向及其话语系统。在艺术理论层面，对社会进程的关注促发了某种很直观的借助“形象”进行转型的便捷，这有历史和客观现实的需求拉动和合理性。历史地看，“形象的有效性”在任何时期都可以在不同的艺术创作的方法论中获得意义，然而这种方式的“唯一性”已被终结。自20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中的“抽象运动”以来这已不是唯一方式，视觉形态层面的“非形象”形态已经在艺术史中确立了合法意义和长期的视觉经验，人类视觉文化和艺术创造的总体系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当艺术不以“形象运行”去实现意义的时候，随着历史进程它的生效机制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样性”的运转体系，不可笼而统之，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

　　不同“非形象”作品形成了运行方向上的差异性语境，一件不以形象为方式运行的作品既可以借助“形式主义美学”形成某种自律性艺术导向，也可以向哲学“主客体”的不同向度敞开，甚至突破到“知识语境”的观念问题，从发起、投射和讨论形成一个“思想和观念的场域”。随着20世纪60年代“极少主义”以来乃至后来“观念艺术”和行动、装置等艺术形态的发生与传播，一种向哲学和知识语境的敞开使得“作品与知识”的批判性逻辑开始导入当代艺术运行的界面，从“物的形态学”连线“知识语境”的形而上学批判开始在艺术世界运行。在由空间中的“物”向知识系统的打开所形成的开放性、发起性和讨论性语境中，形成了“非形象”艺术的一种前沿性运行，让我们首先关注以下三位艺术家对于“物的使用”，通过这三位艺术家对“物”的使用方式去打开正在运行的多种不同向度的“非形象”艺术的运行界面。

王萌：运行中的“非形象”——一种实验性理论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