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趣：不仅仅为学习遗产推陈出新——郑振铎“文物保护单位”行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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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郑振铎(1898—1958)，新中国成立时已任全国政协文教组长、文化部文物局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仍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直至因公殉职。《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一周年》文中，夏鼐先生曾引述他组建文物局时的来信：“弟生平不惯做行政事，但今日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民族，也不能不努力地做些事。且既做了，则必须做好”，还高度评价他“领导全国保护祖国文物的工作”，“九年来全力从事，辛勤策划，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郑振铎全力行政，策划众多，成绩巨大，然而他本人更重视的，便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创建。他曾在接见《文汇报》记者时发表谈话并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管理工作，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

　　“1000个”与“6800个”

　　可佐证的是郑尔康在《我的父亲郑振铎》(2006年)一书中的回忆：“在距他牺牲之前不久的日子里，父亲还曾专门就在基本建设中如何保护古迹名胜与保护北京的城墙等问题，向毛泽东主席做了详细的陈述。毛主席听后，当即笑着对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表示可以让他在全国列出1000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问他是否满意?他当时并未点头，这表示了他觉得‘1000个’太少了的意思。而当毛主席表示，支持他尽可能不拆北京城墙的意见，并表示，要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将此精神下达给北京市时，父亲欣然地点了头。”郑振铎与毛主席的交谈可能发生于1958年9月5、6、8日，据陈福康整理的《郑振铎日记全编》，他曾至中南海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讲话。

　　“1000个”非空穴来风，是指大型的。王冶秋的《文物局“务虚”小结》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其中五年规划要点有一说：“全国性的大型文物保护单位如瑞金、延安等革命遗址;敦煌、龙门、云冈、佛光寺、赵州桥等古代著名建筑物;安阳殷墟、西安丰镐遗址等重要物质文化遗存约一千处做到有计划地保护、维修、整理、研究，按照长期规划分年实施;有的经过有计划的发掘，取得资料以后，只保留必要的点。”

　　郑振铎的理想，恐怕要超过7000个呢!他的《党和政府是如何保护文物的——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刊于1957年7月《人民日报》：“除西藏地区外，全国各省、市所调查并经省、市人民委员会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共六千七百二十六个，每一个保护单位，都包含有几个或几十个或几百个乃至上万个项目。像曲阜孔庙这一个‘保护单位’项目下，就至少包含着二三百个的历代碑碣、汉画像石、汉石人、明清建筑群;还有数以万计的明清档案和衣服及其他日用品等等。”这个书面发言表明，郑振铎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整体数量十分重视，而且对大型者及其项目构成，考虑得比较具体。

　　对一些外国的情况，郑振铎早有了解。如1957年访问保加利亚时当地人介绍：“登记的文物单位有6800个。均属于考古、建筑、历史、人文学、艺术等范围。且也将自然风景包含在内。尚有一万多个古坟(托拉基)及居住区土丘未计在内。”得知这个数字，他当然会深受刺激!

　　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

　　现所知，首次出现“文物保护单位”词组的文献，应是1956年《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史迹进行普遍调查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应该首先就已知的重要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地区和重要革命遗迹、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碑碣等，在本通知到达后两个月内提出保护单位名单，报省(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先行公布，并且通知县、乡，做出标志，加以保护。然后将名单上报文化部汇总审核，并且在普查中逐步补充，分批分期地由文化部报告国务院批准，置于国家保护之列。被确定的文物保护单位，由文化部进行登记，颁发执照，交由当地人民委员会负责保管。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本社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单位负有保护的责任。”从此，法定“文物”一词，包括了文物保护单位，也明确了包括的“地区”。

　　“就已知的”“本通知到达后两个月内提出保护单位名单”，“并且在普查中逐步补充”，应就是1957年“共六千七百二十六个”的基础。此期间也存在问题，促使郑振铎就严重破坏文物事件发表谈话。在明确“根本性”之后，他紧接着说道：“现在已有很多省市陆续公布了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但是还有八个省市还没有正式公布，希望尽快完成公布手续;在名单以内的文物当然要坚决保护，名单以外的也希望进一步调查研究予以补充，把所有应该保护的文物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补充名单，把已知的都列入国家保护之列，即文物保护单位的全覆盖。当时的“两重两利”方针，应无只公布少量名单的意思。郑振铎曾讲道：“需要和力量之间，相距得很远”。“文化部订出一个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来，这是必要的，这是把干部的力量使用在最必需的地方”。这也应是他当年反对发掘帝陵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