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诺夫斯基与模仿的悖论

　　本文译自凯斯·默克希的专著《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与艺术史研究》，1994年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该书第5章。

　　本书作者默克希早年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艺术史，1975年获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巴德学院艺术系主任，专长艺术的历史哲学和北欧文艺复兴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后现代和90年代的文化研究大潮中，默克希以欧洲艺术史研究为立足点，开拓了视觉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成为美国最早涉足这一学术领域的先驱之一。

　　默克希的主要著述有《农民、士兵与妻子：改革时期的通俗图像》(1989)、《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与艺术史研究》(1994)和《艺术征服的实践：艺术史中的悖论与政治》(2001)等。此外，他还编辑或参与编辑了若干重要的视觉文化研究论文集，如《视觉理论：绘画与阐释》(1991)、《视觉文化：图像与阐释》(1994)、《艺术史研究的主题：当代视角里的历史对象》(1998)和《艺术史、美学、视觉文化》(2002)等。由于专长艺术的历史哲学，默克希的著述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尤其是本文所自的《理论与实践》。此书每章探讨一个专题，各章相对独立。于是，作者按章节论题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发展，将全书的七章统合起来，分为《文化政治的理论》和《文化政治的实践》两大部分。此处的“文化政治”一语，标示了作者的学术立场，这就是上世纪后期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以来的文化研究和政治批评，作者从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来重新审视艺术史，重新阐释艺术理论和艺术作品。也正因此，默克希的艺术史研究得以转入视觉文化研究，或曰，他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史。

　　就本文而言，作者从西方艺术哲学的基本命题“再现论”切入，以再现论的核心概念“模仿说”为论题，力图揭示其悖论而颠覆这一概念，并以此来阐述当代学术转向，即从经典的美术史研究，转向通俗的视觉文化研究。为了这个目的，默克希选取的经典之例，是丢勒的版画名作《忧郁之一》，是潘诺夫斯基对丢勒的解读，这也可以说是潘诺夫斯基的经典图像理论与丢勒的经典绘画实践。

　　不过，翻译本文的主要目的，不仅在于上述学术转向，而且在于模仿理论及其悖论，更在于默克希之二元论的比较研究，及其对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价值。二元论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而默克希的专著以“后结构主义”为副题，说明作者并不满足于结构主义的二元论，他要颠覆二元论，其颠覆之法便是揭示模仿的悖论。

　　就默克希在本文中论及的范畴而言，我们对结构主义的二元认识论和方法论，可以这样表述：16世纪的德国社会分为有文化和无文化的二元人群结构，与之相应的艺术也分为高雅和低俗两类。就文化的表述而言，也有两大模式，即首要的语言文字和次要的视觉图像。由于这样的二元划分，默克希便得以在本文中讨论纯粹的图像作品和不纯粹的图文混合作品，认为前者高雅而后者低俗。与此相应，制作这两类作品也有二元的着眼点或落脚点，一是基于说者的艺术，也即艺术家以自我为中心和考量来制作作品，不顾受众是否能懂得其艺术。二是基于听者的艺术，也即以受众为中心和考量来制作，力图通俗易懂。这样，图像也分高低，丢勒的版画为高雅之作，是丢勒的灵魂自画像，不易为人理解，而面向平民大众的招贴画则是低俗之作，其目的旨在进行道德和伦理说教。

　　此外，二者的高低区分，除了说者和听者的不同，更在于再现方式的不同。例如，丢勒的版画旨在如实再现立体感和空间感，这是模仿的要义，而低俗的招贴画却对此全然不顾。关于此种高低划分，虽然默克希在文章一开头明言借鉴了20世纪早期的俄国理论，但他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在文章后半部分针对潘诺夫斯基，因为潘诺夫斯基的研究对象是高雅的经典艺术，潘诺夫斯基的理论本身，也属于高雅文化。潘诺夫斯基对高雅艺术的评判标准是再现，是如实模仿，他站在高雅一方，贬斥低俗艺术。在此，默克希的立场和态度很明确，他于二元划分中主张研究低俗艺术，至少是在与高雅艺术的对照中研究低俗艺术。所以，到了文章的末尾，我们读到他对潘诺夫斯基的微词，以及对芭芭拉·克鲁格和施纳贝尔的比较论述。

　　靠了二元方法论，默克希在文中企及了特别的认识论，这不仅是对丢勒之高雅艺术和16世纪德国低俗招贴画的解读，而且更是对潘诺夫斯基之现代艺术理论的重新阐释。这样看来，本文的点睛之笔，其实不是模仿的悖论，而是潘诺夫斯基以模仿为评判标准的悖论。默克希说，潘诺夫斯基是德国的入籍犹太人，这一身份造成了他内心的矛盾和忧郁。在20世纪前半期的特殊历史情境中，他对德国人的国民性有所认识，认为其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因此，他认为丢勒的《忧郁之一》反应了艺术家自己的忧郁，因而是内心自画像。默克希暗示说，这既是德国人的忧郁，就像丢勒那样，也是潘诺夫斯基自己的忧郁，就像他对丢勒的解读那样。当他说《忧郁之一》是丢勒的内心自画像时，他解读的已不仅是丢勒，也不仅是德国人的国民性，而且是对他自己之内心矛盾和忧郁的解读。换言之，潘诺夫斯基论丢勒的忧郁，实际上勾画出了这位现代学者自己的内心自画像。

　　同样，默克希这篇文章，虽然执意要取通俗文化的立场，却又难舍往日的高雅文化立场。也许，这是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悖论，更暗示了当代视觉文化研究者的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