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都认为,在所谓男权社会中,大多数女性都处在弱势地位,而生长在农村的女性,就注定是这个弱势群体中最弱最无助的人。在阶级论者看来,地位低的阶级只有通过反抗和斗争才能改变自身的地位。女权主义者们更是经常会宣扬女性的独立和挑拨她们对男性的敌意。富裕与贫穷、健康与疾病、乐观与悲观、美丽与丑陋、聪慧与愚钝、优秀与平庸、大块头与矮个子,当这些被看成“不公”的证据时,人与人之间就会充满伤害和阴谋,人性中恶的基因就会膨胀。照着这样的二元对立的逻辑,人们会忽略另一种解读的积极意义。如:不把所有那些差异看成“不公”,而是“不平”。因为“不公”是一种心态,“不平”才是事实。抱怨美与丑或富与贫的存在是愚蠢的,天生的(包括父母给的)东西是不容讨论的,抱怨更无意义。如果要改变所谓“不公”,“弱者”就会变成小人或恶人。把帮助过自己的地主或上司拉上大街去游斗,向富人的汽车轮胎下撒钉子,往美丽的脸蛋上泼硫酸,认为电影明星出名是因为搞破鞋,坚持画家的作品卖了高价是炒作。这类人不思进取,不愿意通过劳动去赢得财富,通过学习来产生魅力。“我没有你也别有”是他们的基本心态,他们最大的不痛快是身边有人比自己强。最大的快乐是听说比自己强的人倒了楣。
我有一种不斗争的思维。鼓励画不像人的画家和唱不准调的歌者“将错就错”。为歪打正着的猎人鼓掌;心甘情愿臣服在美人的石榴裙下,并且肯定柔弱的力量。去掉“不公”的阴霾,改变不平的状况,让女人像女人一样柔弱,让鲜花像鲜花一样娇嫩,让怒者呐喊,悲者哭泣;让力大者扛千斤,力小者提四两;让腿残者远离 “田径”,让手残者远离钢琴。所有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富人穷人、官人百姓,用其能不用其不能。那么,所行的路就没有走不通的,所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
画家郝丽,是一个女性,是一个来自贫穷山区的女人。作为一个当代青年,她没有正规地读过大学。作为一个画家,她也没有正规地学过画。若以阶级论者和女权论者的标准来看,郝丽一定是弱势群体中最弱的弱者,假如她咒骂都市,鄙视学院,仇恨社会,没有人会觉得稀奇。假如她到处诉苦,活得心灰意冷,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比起许多无病呻吟的知识分子和大喊受男人压迫的女权主义者,郝丽仇恨社会的理由要比他们充分一千倍。作为郝丽的老师,我了解她曾经的贫困和孤独,了解她对人的善意和真诚。也能感觉到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艺术的狂热。贫困、孤独和苦闷,这些司空见惯的词语对像郝丽这样的女性来说,其含义是平常人难以体会到的。一个来自乡村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女孩,城市不可能不使她焦虑,处境不可能不令她失衡,生活不可能不让她迷惘。但是,郝丽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她仍然满怀深情地热爱着生活,热爱着艺术。或许,这就是她没有在逆境中沉沦的原因。
郝丽的画作几乎全是个人自传。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她的情感历程和生活状态。《童年》、《赶往美院中的我》、《迷茫的红衣少女》、《为情徘徊的女孩》、《找不到去向的女人体》……。郝丽像大多数外地人一样,不了解城市,不了解纷乱的城市中人们头脑里复杂的意念。她像一条孤独的鱼在海里漫游,累了就在一个随意的地方憩息,醒来又接着走。她渴望与人诉说和交流,只是她的方式很独特,不是用语言而是用画。人们在她的画里,看到了自己内心向往或存在而在现实中又无法言说的东西:唯美、柔弱、孤独、无助、爱……。郝丽是幸运的,她比大多数城里人甚至比老师还要幸运,因为她懂得诉说,而且找到了一种很美的很朴素的方式。郝丽的画被那么多人收藏,这在年轻画家中是一个奇迹,在农民子弟中更是绝无仅有。我想这些都不是因为她的画技有多么高超,形式有多么独特,而是由于她的真诚、朴素和纯美的画面。她能感动大学校长、公司老总、使馆官员、画家、收藏家和画廊。这些通常都是目空一切和铁石心肠的人物,这正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弱的力量。
注:2005年6月28日于北京飞地艺术坊,录著于《王华祥乱讲集》(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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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祥简介:
王华祥,1962年出生于贵州。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并留校任教。1989年作品《贵州人》参加全国第七届美展并获金奖。现为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副院长,国际学院版画联盟主席,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版画院副院长,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万圣谷美术馆馆长,江苏版画院名誉院长,飞地艺术坊名誉校长。其作品多次被国内及海外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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