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的收藏：慧眼择人所未识 捐赠重宝谢家邦

沈周《吴门十二景》(局部)

明代林良《秋树聚禽图轴》

元代黄公望《溪山图轴》

南宋佚名《云山图》

越王剑

　　一生藏千余件(套)藏品 尤以青铜器和书画为大宗

　　广州艺术博物院至今所积累的上万件历代书画藏品之中，近十分之一为容庚所捐赠。但容庚并非富豪，他是广东东莞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文物鉴藏家，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一生以教书研究为职志，可他的收藏却蔚为大观。依照容庚所著《颂斋书画小记》(容庚号颂斋)所记载，他一生曾藏1300多件(套)藏品，其中尤以青铜器和书画为大宗，论数量，皇皇大观，论质量，不乏国宝级精品。

　　容庚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容鹤龄和外祖父邓蓉镜、二舅邓沛霖、表兄邓懋勋均雅好收藏，四舅邓尔雅、族叔容祖椿在艺术上有极高造诣。在他们的熏陶和指导下，容庚自幼喜好金石书画，尤其他的四舅邓尔雅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容庚跟随舅父研读《说文解字》、《说文古籀补》深悟金石门径，学习之余研习书法、篆刻，很早就确立了一生的事业与兴趣方向——金石与书画。后来，他师从罗振玉、王国维，对殷周以来甲骨文、彝文字进行过大量的研究。1922年，经罗振玉介绍，容庚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在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二十多年，他研究金文和青铜器的学术成名作《金文编》与代表作《商周彝器通考》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人弃我取” 专收历代文人与岭南先贤作品

　　容庚曾经说：“人方以大家为贵，余乃取其冷僻者;人方以有名人题跋为贵，余乃取其无题跋者;人方以纸本为贵，余乃取其绫绢者;人方以立轴为贵，余乃取其卷册者，闲又估人以为伪作，而余独审其真，辄以精鉴自喜……”在收藏上他不追时髦，别人追求名家书画，他则专门选择不那么热门的书画家的作品，别人不敢断定真假不敢购买的作品，他能鉴别真伪，用较低的价格收入囊中。

　　正是以“人弃我取”为策略，容庚淘得不少宝贝，如南宋佚名《云山图》、元代黄公望《溪山图》、明代戴进《山高水长图》等。在收藏的同时，容庚也开展对历代书画家和作品的研究，搜集相关文献史料，辨别书画真伪，梳理源流脉络，渐成收藏体系。在收藏趣味上，他“喜收文人之作”，看重具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书画作品，对文雅的艺术风格亦有偏好，这些都是容庚书画收藏的主要特点。

　　容庚还曾表示“喜收乡人之作”。他一直致力于对明清以来的岭南地区书画家(包括寓居岭南的书画家)作品及相关文献史料的搜罗工作，且独具慧眼，所藏大多为精品，并结合收藏，开展岭南地域书画研究工作。

　　如网罗张穆作品，进而搜集张穆相关史料，撰写了《张穆传》。又如得到林良《秋树聚禽图》后，搜集其相关史料，考证其生卒年，著《林良评传》。在其所著的《颂斋书画小记》中，记下了很多经他搜集得到的岭南书画家生平活动史料，尤其是对一些声名并不显赫但极具研究价值的书画家如容祖椿等的记载，为后人研究岭南书画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信息。

　　另外，他还为一些广东籍收藏家、书画家的著作作跋，内容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各个方面，如为南海籍收藏家叶梦龙所著的《风满楼书画录》作跋，选编东莞籍书法篆刻家邓尔雅诗成《绿绮园诗集》并为之作跋，还撰有《东莞印人传》一文，对东莞籍篆刻家进行了综合性梳理，均收录于其所著《颂斋述林》中，成为岭南书画研究的重要资料。可以说，容庚是岭南书画现代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眼光独到 以藏养藏

　　容庚有一句话，常被人津津乐道。这句话就是：“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用广州艺术博物院长陈伟安的话来说，容庚眼光独到，而且很有经营头脑，从而以藏养藏，得以让收藏日渐丰富。

　　陈伟安举了个例子，1930年，山西有个大收藏家手中有一批青铜器，总价一万银元，若无国内藏家接手，就将卖给洋人。容庚得到消息，与其商议，先付一半定金为保，带着这批藏品回到北京，召集同好前来赏玩，很快就凑齐了所需的一万银元，且颇有盈余，足以再购入其他收藏。

　　这种学者、收藏家之间的交流，并非金钱关系，而是包含着基于对彼此学问眼光认可的惺惺相惜。

　　另一个例子是容庚1931年在北京著名的古玩店弍古斋慧眼购入战国青铜剑一把，次年将其转让于另一位古文字学家、大收藏家于省吾后，于考证出这是一柄越王剑，因于原有吴王夫差剑一柄，欣而为其书斋命名为“双剑誃”。6年之后，容庚从上海藏家处得到了“师旂鼎”，于省吾对此鼎非常感兴趣，希望容庚可以割爱转让。于是容庚就对于省吾说：“必归余故剑，鼎乃出”。经过再三考虑，于最终还是把“越王剑”归还容。1956年，容庚将这柄“越王剑”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1994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在这次展览中，艺博院特别向广州博物馆借出此剑参展。

　　受爱国心所驱使的收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容庚教授收藏青铜器除职业、爱好外，主要是受强烈的爱国心所驱使。

　　容庚的弟子、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陈初生教授告诉我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青铜器每有出土，多被外国人所购，流失到海外，国民政府“莫能救”。容庚对此十分痛心，激发其爱国者的情怀，不遗余力以尽保护国家文物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