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给胡适的一封亲笔信

李大钊给胡适的一封亲笔信

　　1922年8月23日，李大钊从北京来到上海，几天以后给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适之吾兄：

　　学潮如何结束?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战。伯兰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的奋斗。《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弟于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阳返京矣。余容面谈，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

　　弟 李大钊

　　这封信不足二百字，但它蕴含的信息量很大。

　　“学潮”，是指发生在北京各高校的教育独立和教师索薪运动。1922年5月的直奉战争之后，北京高校的教育危机日益严重，各高校教职员工由原来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进一步提出整个教育独立的要求。

　　“中山抵沪”，说的是孙中山在陈炯明兵变后被迫从广州出走上海，这是他一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了广州，非常国会自然也无法在此立足，于是也就有了后面所说的“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

　　“分省割据”，其实还有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那就是“联省自治”。五四运动以后，一些人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选择。然而，1922年5月以后，地方军阀为了抵制直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威胁，相继唱起了“联省自治”的高调，企图通过割据一方的办法保住自己的实力与地盘。

　　对于这些地方军阀的如意算盘，孙中山多次予以揭露。1922年8月12日，他在赴上海的途中指出：“中国此时最可虑者，乃在各省借名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崩之兆耳。”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再次强调了“发展县自治”的想法，“至言真正民治，则当实行分县自治。盖县之范围有限，凡关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见闻较切，兴革必易，且其应享之权利，亦必能尽其监督与管理之责，不致如今日之省制，大而无实，复有府道界限之争也。”

　　孙中山对地方自治的设计，用心可谓良苦。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又有谁能容他“发展县自治”呢?李大钊在信里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

　　“洛阳”指的是当时在洛阳扩军练兵的吴佩孚。五四运动爆发时，吴佩孚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运动，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正直爱国的军人形象，斯大林、孙中山，甚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都纷纷与之接洽。吴佩孚手下的得力干将白坚武是李大钊的同学，通过这层关系，李大钊曾于1922年6月6日亲赴保定会见吴佩孚。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倒是与吴佩孚武力统一全国的想法有几分相近。

　　“溥泉、仲甫”，是指张继、陈独秀，李大钊信中所说的“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并不是指后来的国共“党内合作”，而是指国共两党的“党外合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湖会议前的一贯主张。

　　“伯兰”，即孙洪伊，中国近代兴办教育的知名人士，与李大钊有深厚的交往。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时曾被任为内阁总长及高级顾问，为促进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工作。

　　“《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这一句话看似不经意，却是李大钊这封书信的重点所在。

　　1922年6月，在陈炯明发动兵变的几天以后，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短评，竟赞扬陈炯明的举动是“革命”，这不能不引起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人的极大愤怒。

　　李大钊与胡适始终是关系不错的朋友，因此，他亲自给胡适写信，进行调解和劝说，于是也就有了“似宜赞助之”这句话。也正是李大钊的这句话，使得《努力》周报后来刊登的《述孙陈之争》，《再述孙陈之争》，以及胡适的几则短评，在对待孙中山的调子上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

　　“弟于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李大钊这里所说的与陈独秀的赴杭一游，实际上是去参加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汇报作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在陈独秀等人逐渐将《新青年》改造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的同时，胡适的周围也重新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其核心成员包括丁文江、任鸿隽、高一涵、蒋梦麟等人，他们更倾向关注现实问题。因此，李大钊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便是“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显然是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对孙中山的态度，最好能“赞助之”。

　　李大钊的这封信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因为没有在信里写明日期，所以一直以来，对于这封信的写作和寄发日期，基本上都是笼统地写成8月。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深入发掘，可以推算出这封信的写作和寄发日期应该是8月27日。理由如下：首先，据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北京收到李大钊这封信的日期是1922年8月30日。当时从上海发信到北京，需要四天左右的时间，所以李大钊此信应是8月27日左右写好后发出的。其次，李大钊和陈独秀从上海到杭州乘火车约需半日的时间，次日参加西湖会议比较符合常情。西湖会议的会期是8月29日至30日，也就是说李大钊应于8月27日写好并寄发此信，然后于8月28日与陈独秀赴杭州出席西湖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