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型作品《花园一角》现保利华谊上海首拍

保罗·高更 花园一角 1885年作 布面油画 71.75 × 55.88 cm

来源：艺术家自藏、Emile Bernard藏、法国私人藏、Bernard Lorjou藏、现藏家购自上述收藏

说明：作品成交后，交割地点为中国香港

保罗·高更

　　二十世纪初，当众多艺术流派在浪漫的法国之都巴黎纷至沓来，不断打破传统学院派艺术的清规戒律，不断创造出流光溢彩的艺术杰作之时，也昭示着“现代艺术”的璀璨光芒正在西方的这片土地上冉冉崛起。显然，这种“崛起”绝非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早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就显露出不断沈淀的痕迹。在这时，作为形式革新的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已然酝酿着与传统美学秩序相决裂的美学革命。

　　而在这场美学革命中，对于直到1910年才被英国批评家罗杰·弗莱冠以“后印象派”的艺术家高更来说，他更像是一位永远不觉停歇的、探险式人物：在艺术的形式革新上，他深受印象派启发，同时又以自己的艺术探索衔接于象征主义的源起;在人生之途上，他因艺术之缘决然放弃收入充溢的职业，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为此常常徘徊于贫困、焦虑、失落的边缘;而在艺术理想之地的找寻上，他却不惜任何代价前往更富有原始气息的僻壤之地。

高更作画时

　　1848年，高更在巴黎出生，幼年时在秘鲁的四年时光致使在他最初的记忆中，始终潜伏着一个向往蛮荒异乡与原始之地的热梦，而这也径直影响了他在艺术观念上的终极取向。1883年，尽管作品尚不被市场接受，甚至辞职的举动遭到了他在艺术上的精神导师——毕纱罗以及妻子的极力反对，对艺术的挚爱仍让高更在三十五岁时毅然辞去收入丰厚的股票经纪公司工作，并最终从业余画家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到绘画创作中去。尽管高更必然对于收入上的落差有所考虑，但却对与此后将要付出如何巨大的代价毅然始料未及。1884年，一直靠存款维持生计的高更一家不得已举家迁往卢昂，数月后又辗转前往丹麦投奔岳父。次年，因妻子家人诟病高更无法养家而产生不睦，促使高更只身带着儿子克洛维愤然返回巴黎。这一时期的接连遭遇让高更逐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唯利主义心生厌恶，同时也激发着他对此前崇尚的印象派艺术开始有所反思。

卡米耶·毕沙罗

　　在1885年的作品《花园一角》中，高更在保证画面完整性的同时，着意于营造一个多层次的花园空间：远景中繁盛茂密的树林，中景中数枝隽秀灵动的花木，以及近景中零星点缀的花草。郁郁葱葱的树林被塑造成以深绿色为主色调，同时在局部辅以由深至浅三个层次绿色色度的和谐过渡，在迸发出大自然的风韵灵动之余，也映照出阳光照耀下不同绿色交相辉映的视觉效果。零散的枝叶、野花，连同那裸露在外的砖红色泥土，裹狭着盛春初夏的独特芬芳，在罅隙中透露出少有人惊扰此处的、狂野而又不乏神秘的气息。

高更热衷于创作的繁密树林景观

　　首先，从再现技法上看，此时的高更似乎不再以印象主义所标榜的“自然主义”作为唯一的出发点，所强调的也不仅是一种具有浪漫主义格调的主观印象，同样也诉诸于实实在在的感官体验。为此，尽管在此画色彩的构建上，高更依然参照了印象主义所主张的、光影之下色彩的多变性，却转而倾向于将印象中的世界加以凝固和确定，并逐渐抽离出一种更为纯粹的形式，直至后来决定到南太平洋法国的塔希提岛居住时将艺术创作的形式显现为构成性的、偏于抽象的风格。与此同时，印象主义艺术中对于线条、色块的有意散乱和解体也在《花园一角》中一并消失，而趋向于确凿而又略显随意的笔触。

　　作品局部：印象主义艺术中对于线条、色块的有意散乱和解体作品中一并消失，而趋向于确凿而又略显随意的笔触。

高更《白杨小径，奥尼》1883年作

　　其次，从在画面主题的选择上，《花园一角》显示出艺术家对于印象派作品常见主题以及对于中产阶级理想生活方式的刻意梳理。在《花园一角》中，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于诸如咖啡馆舞会、草地午餐、歌剧院里的贵妇、泛舟湖面的休闲时光，甚至是阳光下穿着洋装、撑着阳伞的金发女郎都统统消失不见，画中所展现的、非人工化的自然风光让人们得以暂时规避现代社会中充斥着的种种虚荣、罪恶以及残酷现实。显然，在高更那里，他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的罪恶之源在于文明，只有到尚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原始之地中才能找到孕育人类最为原初的、强大的生命力。而只有在那里，才能寻到现代艺术得以真切滋养的源泉。因此，可以说从《花园一角》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高更艺术创作进程中的重要转型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