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趣、经验与家学：晚清顾氏的“过云楼”书画庋藏

　　在继备受瞩目的“吴门四家”特展之后，苏州博物馆近期将推出“苏州清代藏家系列特展”，聚焦于晚清时期江南地域的苏州诸世家大族的收藏活动，而首展“烟云四合——苏州顾氏收藏特展”成为了再次观察“过云楼”及近代中国传统鉴藏趣味的一次契机。

△  过云楼 实景图

　　近代苏州收藏名门——顾氏“过云楼”溯自清道光八年(1828)，距今已近两百年，以其五世递藏的的历代法书名画、版本古籍、彝鼎古玩而著称。而作为晚清及近代江南地域收藏体系的一支，区别于其它晚清江南收藏名家的兴衰，过云楼收藏体系能够幸免于时代变局，显然得益于创始人顾文彬和第三代传人顾麟士的个人之功。

　　而过云楼的代表性更在于其鉴藏活动所具有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尤其以书画为主体所展开的藏品著录的释读，能够观察到其体系在构建和继守之际，顾文彬与顾麟士两代传人之间，所发生的收藏趣味、藏品来源及鉴定经验的内在迁变和外部影响，这些随着积聚与传承所产生的收藏形态的调整与变形所导致的分岔，也在一定程度成为了相同跨度与时区之内的江南收藏网络整体境遇的某种缩影。

　　旨趣取向的微调

　　作为两本先后诞生的著录画目——《过云楼书画记·续记》涵盖了“顾氏过云楼”所藏大部分名迹菁华，虽然其所记载的只是顾氏书画收藏的代表，但对于鉴藏梳理来说，显然具有衍生类推的样本效用。在《过云楼书画记·续记》中共收录了各类字画名迹三百五十九件，顾文彬时期收藏二百四十六件，顾麟士时期为一百一十三件，而两人画迹的收藏远多过书法，这与江南地区藏家一贯以书画为重的收藏嗜好相契合。而根据著录画目，可见过云楼所持藏最多的三个绘画群体是“清初六大家”、“明吴门四家”与“画中九友”，其余递次为“赵氏及元末四家”、“清初四僧”和“金陵八家”，而“扬州八怪”均未见收录，这样的收藏旨趣与董其昌所言“文人之画”及南宗绘画系统一脉相承的大宗收藏，可看出过云楼的藏品选件对江南收藏圈传统趣味的延承。

△  过云楼书画记木刻本

　　正如顾文彬在同光年间努力收罗“明四家”与“清初六大家”的画作，十九世纪中晚期江南地域的收藏群体展现出类似的“取向”。杨州的方濬颐在其著录《梦园书画录》中显示出了对“明四家”和“清初六大家”群体的器重;而湖州的陆心源在《穰梨馆过眼书画录·续录》中同样收录“明四家”与“清初六大家”的画作达五十三件和五十件之多。而方濬颐、顾文彬、陆心源作为清末同光时期三个接续的收藏脉络，体现出了对其对“明四家”与“清初六大家”绘画群体的共同取向，而这样趣味不仅事关个人的选择，而是体现出晚清之际江南收藏圈整体对于吴门画派与正统派“兼爱”的风尚。

△  顾文彬 木刻像

　　而以吴门画派和清初正统派为主导的收藏趣味逐渐在清末和近代的过云楼收藏活动中产生了局部“调整”：“过云楼”第三代传人顾麟士对“清初六大家”与以董其昌为统领的“画中九友”的保有量开始超越“明四家”。在到顾麟士时期，其对“明四家”收藏的骤减最为突出，其整体藏量的弱化也显而易见。而比较顾文彬藏品内部，“明四家”还较“清初六大家”稍占优势，虽然顾氏所观王翚字画逾百幅，而其当时过眼的明代吴门绘画亦更多，而顾麟士所藏的“明四家”则远不及“清初六大家”半数，位列第三。而类似的状况也体现在同为江南地域的近世藏家庞莱臣的画目中，在《虚斋名画录》中所记“明四家”为四十八件，虽藏量与以往藏家持平，但与其本人收藏的“清初六大家”一百五十七件而论，差距可谓巨大。由此可见，从同光年间到民国中期的江南收藏圈的取向仍旧是传统的收藏趣味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从“厚”清初正统派而“薄”吴门四大家的潜流变化，亦可看出江南收藏圈所固守的趣味导向在民国时期出现了调整。而与前代比较，民国时期的收藏显然受制于“明四家”资源的日益稀缺，而近世藏家对于“四王”及其传派和新兴的“海派”等绘画群体的收藏日增，从而导致收藏目标的分散，是从另一角度给与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