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文化：从收藏变化看到信札价值

陈独秀写给胡适、李大钊的信。陈独秀写给胡适、李大钊的信。

拍卖会中的齐白石信札。拍卖会中的齐白石信札。

　　朝阳区水碓子邮局副局长宁建：那时送信有温度

　　无论书信文化何时兴起何时衰落，在城市中，有一个工种一直感受最深、最直接——邮递员。早些时期，一辆二八车、一捆报兜，每天骑行几十里，他们只为把书信和报纸送到千家万户。如今，二八车改成了电动车，承载无数家人思念的报兜却逐渐变成了一捆捆快递包裹和公函信件。日前，北京晨报记者专访了朝阳区水碓子邮局副局长宁建。从业邮递行业30余载，对于他而言，书信俨然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信文化的没落在宁建的眼里，不仅是书信少了，人情味也变少了。“如今送信早已失去了那个年代的激情和温度。”

　　袋子→盒子  私信少了 公函成为大多数

　　作为一名邮递员，虽然每日重复着相同程序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宁建说自己从没感到过枯燥乏味，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

　　每天早上7点半，宁建会准时到邮局报到进行集体分拣作业。所有人员集中在一个大分拣台上，把整个邮局的信件和报纸分别分拣后，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之内，宁建要把作息台上属于自己道段上的信件和报纸进行再分拣。在分拣信件的同时，宁建要按照送信的顺序进行排道，整理完装进报兜以后便可以出发投递了。那时候的宁建并不在水碓子邮局工作，他负责的道段是安定门外到德胜门一段，全长大约10公里。

　　“每天早上我一个人的报兜里大概就有100多封信，三四百份报纸”，对于数字，宁建极其敏感。作为一名合格的邮递员，心里必须有数，因为要把每一封信每一张报纸送到每个属于它的主人手中，一点不能含糊，需要超越常人的记忆力。刚参加工作时，宁建送信回来后被师傅发现报兜里还余下一封信件，二话不说，就被“送”出邮局，查询究竟是哪儿送岔了。

　　每天只半天工夫，邮局就会又多出一大批信件。宁建回忆说，“每年11月到来年1月信件更多，会达到一个高峰，元旦、春节，谁还不往家寄封信啊?”然而，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高峰”这个概念没有了。“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原来每天早上集体作业时装信的大袋子换成信盒了，那袋子一袋能装上千封信，那盒子再大才能装多少?”宁建说，“到现在为止依然保留了信盒的习惯，但基本全是公函了。”

　　二八车→电动车  报兜瘪了 快递工作更辛苦

　　年轻时的宁建最骄傲的就是自己这份工作，而最自豪的就是骑着二八车出去送信，尽管每天他要来回骑行40多里的路。“20多岁，我穿着北京邮政的制服，骑着绿车，进出机关大院到哪儿都畅通无阻。”宁建回忆说，“那时候有一个二八车可了不得，买的话得花好几百，可是邮递员单位给配车，车在我们那会儿就跟战士手里的枪似的，擦得锃亮，骑着倍儿美。”

　　在宁建的记忆里，那时候出去投递的报兜子都要被信件撑爆了。而如今，报兜越来越瘪，快递包裹却越来越多，二八车也换成了电动车。“现在基本是保险、交通违章单、广告，账单等信件，邮递员的工作量没减少，反而因为快递包裹多了比以前更累。”

　　热情→冷漠  吆喝没了 送件必须到门口

　　“张三、李四、二零三、四零六”，用宁建的话说，那时候骑车到楼下一声吆喝所有人都跑下来接信。“有的人都不用吆喝，算着每天这个点你该来了，就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在宁建的记忆中，有一件事一直记忆犹新。德胜门外有一个姓陆的老大娘，大闺女在外地插队，快过年了，老人盼着孩子来一封平安信，就天天在街上等我。“老大娘找了我好几回，问闺女的信来没来，几天后的早上我发现老大娘闺女来信了，第一时间就送过去了”，宁建说，“那天老大娘早就在街上等我了。”

　　然而，随着书信文化的没落，宁建也发现老百姓中的人情味越来越少。“那时候送信有激情有温度，现在送信却感觉冷冰冰的。”宁建说，“以前即便是挂号信，一句吆喝都跑下来抢，现在送挂号信，吆喝也没人听得见，而且必须送到家门口，那种老楼，没有电梯，我们的邮递员说让爬就得往上爬。”

　　从收藏变化看到信札价值

　　在张丁眼中，整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信札收藏分为三个时期：90年代前拍卖公司还没兴起的地摊时代、21世纪前后十几年的拍卖时代、2010年至今的火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