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五郎与中国文博界的交谊

　　“古董商人的生意，就是搜寻这些宝物，将其公诸于世。”坂本五郎先生曾这样界定他的工作，而作为藏家，他不但将藏品视若珍宝，更懂得与后世大众分享艺术之美。早在1952年建国初期，坂本氏便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捐赠了一件南宋花式漆盘。在1969年12月至2008年3月，他共向台北故宫博物院捐赠了5件藏品，包括半唐加彩陶马、宋漆盘、磁州窑系白釉瓷洗等等精品。斯人已去，器传千年，他与中国文博界的深厚交谊以及亲身贡献，这亦是他成为传奇的一大佐证。

　　第一次台北故宫之行

　　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我去九州出差，途中发现一件古瓷器珍品，我立即电告镰仓二阶堂的小山富士夫先生。“非常遗憾，很想去看看，可是我明天要去九州的陶艺新作展做评审，然后去琉球的壶屋呆几天，研究陶艺制作，接下来去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北宋、南宋官窑的艺术考察。”听到小山先生回答，我意识到这是一次绝好的学习机会。如果能帮先生拿拿行李，作为他们的随从去一次台北“故宫”该有多好啊!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山先生。没想到，小山先生同意了我的请求，并约我在壶屋见面。事不宜迟，我立即行动起来。当时去冲绳与去台湾一样，必须办理签证。我马不停蹄地办妥了所有的手续，三天后，在壶屋的窑前见到了小山先生。离开冲绳又与小山先生一道在九州各地参观访问了几天之后，我们登上飞往台北的班机。

　　左起：陈昌蔚先生、台北故宫谭旦冏副院长、梅原末治先生、小山富士夫先生、坂本五郎先生

　　到了台北，参观完“故宫博物院”，我叹为观止。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见了面之后，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一天，跟随小山先生来到“故宫博物院”后山的仓库，那情景真让我永生难忘!拥挤的过道两边，重叠摆放着无数巨大的木头包装箱，一眼望不到头。真不知道那些木箱里都放了些什么宝贝。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存放着几十万件贵重器物，管理员为我们打开了仓库中的一个房间，陆续拿出北宋、南宋时期的官窑瓷器数件。我在一旁一边给小山先生打着下手，一边把他们拿在手里细细观看。这是一次让我终生受益的学习，至今我心中都充满感激。在离开台北前的一个晚上，“故宫博物院”蒋复璁院长为小山先生举办了送别晚宴，谭旦冏副院长以及各方面的专家代表出席了宴会。席间我问蒋院长：“为什么台北故宫的藏品中没有宋以前的陶瓷器呢?”“这里基本上是乾隆时期的收藏，主要以官窑瓷器为主。现在为了博物院，我们也在考虑收一些更早期的古陶瓷，可在预算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困难......”蒋院长这样回答我。我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看到这么多国家级的文物，获益匪浅。我转身对小山先生说：“学生想捐一件东西给台北故宫以表感激之情。”“来!干杯!干杯!”小山先生闻之大喜，高兴得一个劲儿和大家喝酒。第二天，我和小山先生平安返回了日本。

　　当时不管欧美还是日本，对于汝窑、哥窑及官窑瓷器，会看的人并不多。这次机会让我提高了看官窑的眼力。后来在东京的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件汝窑青瓷，最初好像没什么人注意这些东西。后来，龙泉堂老板茧山顺吉先生注意到了它，不愧是战后洋行数第一的人物。当时我因为第一次见到，所以将信将疑，因此，大拍卖场输给了茧山先生，这是近五十年里日本市场上唯一的一件汝窑官窑瓷器。

　　大约一年以后，正仓院举办了收藏年展，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谭副院长和蒋院长秘书袁女士应邀来访，他们是专程来考察正仓院文物保护的，顺便我请他们到家中做客。

　　我在等待上次在台北申请事项的通知时，谭副院长和老朋友出光美术馆的杉村勇三先生来到我家。我将私人收藏中最好的三件藏品拿出来。“请您在这三件中选一件吧!”我对谭副院长说道。谭副院长好像对每一件藏品都很有兴趣，反复观看着。良久，他的目光在“唐金加彩马俑”和“新石器时代彩陶双耳壶”上游移不定，一时很难取舍。最后，他拿走了那只彩陶双耳壶。这只是两三年前我在伦敦拍卖会上买到的，当时创造了新石器时代彩陶双耳壶的历史最高位，它还被公认是保存状况最好的彩陶双耳壶。就是现在，也是世间少有的珍品，不过，将这件宝贝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实现了我曾对他们许下的诺言，我感到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