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神州就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过去就是)那一望无垠的大陆,它处于已知世界的东边疆界之外。关于这片充满神秘色彩、魅力无穷的土地,诗人才是唯一的历史学家,而瓷器画匠才是最可靠的地形学家。
自从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亚洲,关于遥远东方的想象便成为欧洲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奇景。《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通过800年来的艺术作品,考察了欧洲人对于中华帝国的理想化认识是如何变化和发展的。
代夫特陶器工厂生产的瓷匾
中世纪的时候,少量的中国陶瓷也运到了欧洲,虽然在这种商品方面好像并没有出现什么有组织的贸易。然而这种商品,马可·波罗也仅仅是提到过一次。他显然觉得没有必要去描述它,没有必要对它在德化的低廉价格说上一二,也没有必要对它的生产过程进行精细的描述。他的记述表明,他的读者们或许已经见到了瓷器样本,他们或许有了一个主要印象,知道用一个威尼斯格罗特就能买到不少于8个用这样珍贵材料做的杯子。因为,跟粗糙的器皿(这可是欧洲制陶工人的顶级之作)相比,即便是最简单的中国陶瓷作品(例如威尼斯圣马可博物馆收藏的据称是马可·波罗亲自带回来的那个罐)看起来确实也是极为精致的。不过,有关运达中世纪欧洲的瓷器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得还要晚一些:一个灰白色的瓶子因一道银框而变成了一个大口水罐,银框上面饰有1382年驾崩的匈牙利路易大帝(Louis the Great of Hungary)的盾形纹章。15世纪时,埃及的统治者们就把中国的瓷器当作礼物赠送给威尼斯的共和国总督们。第一件在1442年赠送给了福斯卡利总督(Doge Foscari)。很可能就是从这些总督里某人的藏品当中,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构思出了他在《众神的盛宴》(Feast of the Gods)中画的那个明朝瓷碗。毫无疑问,他认为唯有陶瓷才配用来盛放众神的美酒与美食。
乔凡尼·贝利尼和提香的画作《诸神之宴》(局部),位于画面后排中心位置的女神和男神手上和头上的是中国明朝样式的瓷碗。
1498年,瓦斯克·达·伽马的航行重新开启了到东方的海上路线。此后,运到欧洲的陶瓷数量不断增长。不久,差不多所有最穷的君主们都会夸耀,说在他们的艺术藏品中有几件精挑细选的宝贝。除了无以计数的陶瓷器皿,皇帝查尔斯五世(Emperor Charles V)还拥有一套盘子(现存放于德累斯顿),上面有在中国装饰上去的、他自己的标记和徽章。另有一份详细目录表明,西班牙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Spain)的藏品绝不少于三千件。即便是远在未开化的英格兰,亨利八世也拥有一件——一个“陶瓷玻璃杯,两个杯柄饰以金银,而杯盖则饰以宝物和石榴石”。而另外三件则于1587年和1588年作为送给伊丽莎白女王的贺礼藏于珍宝馆中。欧洲对于中国陶瓷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在16世纪末以前,中国陶工就已经开始为欧洲市场而特意生产青花瓷器陶器了。
接近16世纪末的时候,洛伊斯·居永(Loys Guyon)宣称他打算研究陶瓷。因为许多杰出的统治者和古玩鉴赏家根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制成的,也不知道(这点真是很奇怪)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尽管有人估计说基督教的统治者(正如异教徒的统治者一样)都把玩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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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器皿的所有者到底有多么相信它们的神奇特性,我们也无法明断。但是,关于这种精美而贵重的材料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他们好像并不怀疑那些极富想象力的故事。因为就像早期中国风中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马可·波罗一定要对此负主要的责任。他声称,“这个过程就是像下面这样解释给我听的”:他们取来一种土,好像是从矿山里取的,堆成大大的一堆,任由风吹、雨淋和日晒三十或四十天,在这期间绝不翻动这堆土。这样,土就变得细腻,也适合制成上面提到的器皿。我们认为漂亮的这些颜色就是那个时候加上去的,之后器皿被放到烤炉或者熔炉中烘烤。好了以后,那些让人去挖土的人,就会为他们的孩子或者孙子取走器皿。
马可·波罗一家从威尼斯启程时的情形。英国微型画,作者可能是约翰内斯,创作于1400年。
可是这个故事还是不够浪漫,基本未加渲染。有的旅行家则宣称,那种泥土(而有的人则声称是器皿本身)要被埋上一个世纪,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以获得足够的硬度。的确,就有这么一个作家根本不信这种平淡无奇的故事。他断言说,陶瓷是用蛋壳和龙虾壳做成的。或许这个说法并非没有词源学的道理,因为陶瓷这个词本身很有可能就是出自葡萄牙语中表示外壳的那个单词。后来的旅行家拒绝这些传说。
关于这种神秘材料的来历,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更加合理但仍旧不够准确的解释——因为他们并不明白,真正的陶瓷的秘密,就在于将长石同黏土混合起来,并用高温进行烧制。此后很久的时间里,他们这些传说还是流传下去了,有时就是作为信手拈来的文学手法——迟至1716年,它们还出现在滑稽诗《拥挤的博斯集市》(Embarras de la foire de Beaucaire )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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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在欧洲制作陶瓷,这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仍是一个让足智多谋之人倍感困惑的难题。国王们恳请他们颇具科学头脑的臣民来考虑这个问题(菲利普二世很可能就命令门多萨研究中国陶工的方法),而炼金术士们则放弃寻找点金石,以期发现陶瓷的成分。确实,用于制作欧洲第一个真正瓷器的配方就是由一个名叫约翰·弗里德里奇·伯泰格(Johann Friedrich Bottger)的炼金术士发现的。
美第奇软陶瓶, 约1575—1587年
在大约1575年,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大公爵弗朗切斯科(Medici Grand Duke Francesco)的工厂里进行了生产陶瓷的尝试,此为欧洲首个记录。在这里,仿制的陶瓷是用很多成分制作的,包括沙子、玻璃、粉末状的水晶石、法恩扎(Faenza)的白土以及维琴察(Vicenza)的黏土。这家工厂生产的幼陶器皿虽然已经比意大利产的花饰陶器要精美得多,但仍然不会被人误以为是东方的陶瓷。它们中的大多数看起来就好像是在烧制过程中变得歪歪斜斜。流传下来的产品(其中有40个有记录可查)釉面有些模糊,里面还有细微的气泡,而且差不多都采用了嘉庆(1522—1566)和万历(1573—1619)统治时期中国器皿上的白底青花图案。罗浮宫里有一个松树图案的瓶,树下吃草的那只鹿无疑是中国的,另一只瓶上画着长尾巴的鸟,它们栖身于具有异国情调的花和植物中间。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里则有一个大盘。画面中, 一群欧洲人呆板地列队走在中国风景中——或许这正是赏心悦目的中欧合璧之作最早的样本,它后来在18世纪风靡一时。其他器皿在装饰上表现的是伊斯兰主题,这些东西在美第奇的陶工看来显得东方味儿十足,一些还带有古典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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