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好物？大都会馆藏黄庭坚草书《廉蔺传》考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关于中国古代书画馆藏颇丰。起步虽晚，却以不乏珍品而成为海外中国书画收藏的重镇。二战之前，美国对中国艺术品追求着重从瓷器转向青铜器、佛像等出土器物;二战之后，随着政治格局改变，美国人开始朝书画领域扩展。如今馆中最引以为傲的中国展品不再是那些琳琅的瓷器，而是辟有专馆展示的中国历代名家书画。其中颇令人瞩目的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更是馆内的明星之一，入馆时间在上世纪80年代。此幅手卷连带诸多宋元名家手迹，悉得自西方著名中国书画收藏家顾洛阜之手。他被视为美国收藏中国书法作品的第一人。顾洛阜毕业于布朗大学，在曼哈顿做出版商时开始收藏英文善本书籍，1946年转向收藏中国艺术。顾氏藏品中有孤本宋代郭熙《树色平远图》、米芾《吴江舟中诗》、宋徽宗《翠竹双禽图》、赵孟頫《三世人马图》等，无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是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品。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首

　　流传中的真赝之辨

　　然而一幅书画作品的闻名，除了书画本身，其流传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故事，也在为其增添魅力。特别是水深不见底的中国书画收藏，更是悬案无数，引人无限遐想。如今仍为人品头论足不休的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幅手卷名头很响，被视为黄庭坚传世三大真迹之一，且为迄今所见宋以前名家书画中最长的作品。《黄庭坚书法全集》一书当中，主编黄君根据手卷的结字和笔意，认为其与山谷《秋浦歌十五首并跋》风格最为相似，判断此卷应是黄庭坚写在绍圣五年前后。虽则如此，对于《廉蔺传》的质疑之声却从未休止。

　　近年已有多篇文章讨论此卷真伪问题。最早是李万康在《编号与价格：项元汴书画收藏二释》一书中指出本卷笔法稚嫩、妩媚造作，印章多为精仿，疑为张大千的作伪。后有曹大民在《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86 期发表了《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质疑》，亦从笔法和印鉴着手，条分缕析，对该藏品真伪提出质疑，结论是如今所见已非当日项氏所藏。此文发表后引起很大讨论，不乏反对声音。然而反驳曹氏的声音也铿锵有力，去年许永福发表了《大都会馆藏廉颇蔺相如列传真伪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5 年 第3 期)，指出曹文诸多结论轻率，继而从文本、印章、草法等方面详细辨证，结论认为所传属真迹，亦是从项氏手中流传下来的版本。

　　顾洛阜(1913—1988)

　　钩沉真迹认定历程

　　但若仔细阅读诸家的考证分析，发现大多还是从草法及风格上论证真赝，却还是忽略了许多未能解决的疑问。因为其中一个最大问题是此幅长卷并没有任何黄庭坚的落款，那么我们更应该梳理一下手卷流传的历史脉络，看看它是如何从一幅无款的草书长卷而被认为是黄庭坚的传世真迹。观察此卷，虽然没有山谷落款和印鉴，但从分布在卷中各处的鉴赏印，可以发现作品传递出由宋代至今的流传信息。清代安岐在《墨缘汇观录》卷一中这样描述：

　　廉颇蔺相如传卷，白纸本，大草书，纸墨皆精。首押“绍兴”连珠大玺，下有“内省斋”白文印。前有半钤朱文印。纸计三十接，每接缝押“内府书印”并“绍兴”连珠大玺。后不书欵。本传拖尾押“绍兴”连珠小玺并“绍兴”腰圆朱文小玺、“秋壑图书”朱文大印。后拖尾有“欧阳元”(避清讳，故玄称元)印。卷经项氏所藏。

　　情况和如今所见相类。这些印玺传递的信息是此卷曾藏于南宋高宗内府，后为贾似道所藏。在项元汴得到此卷前，安岐所未提及的还有欧阳玄、顾禄的印章，透露出作品在元代及明初的收藏情况。此后流传情况不清，直到成为项氏家藏。项元汴(1525-1590)，嘉兴人，是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著名收藏家。此卷钤有项氏印章六十余枚，非常符合他本人对藏品喜欢“遍黥其体”的作风，并于卷首题记，写道：“宋黄鲁直大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帖，项元汴珍秘，其值百金。”项氏身故后，传帖传入安岐之手。

　　清代此卷曾入宫廷，成为乾隆内府收藏，故卷中盖有“乾隆御览之宝”和“石渠宝笈”之印，后来再赏赐给成亲王永瑆。永瑆曾在另一卷黄庭坚草书《太白忆旧游诗卷》题跋提到御赏之事(见吴湖帆《吴氏书画记》)。后来又转手给翰林院编修江西泰和人姚颐，再经过李廷敬、曹子文、谭敬，落入张大千之手，后为顾洛阜购得，身后遗赠给大都会博物馆。

　　以上便是此卷“流传有序”的过程。然而参考其他文献证据可以发现，这个谱序是在项元汴之后才变得清晰。如今学者对其印鉴进行比对考证，但讨论范围大多围绕着项氏及其后的印鉴展开，对于南宋内府、贾似道、欧阳玄、顾禄之印却难知真假。更重要的是在项氏之前似乎没有任何文献著录过此卷的存在。似乎亦是在项氏收藏之后，黄庭坚与此大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才联系在一起，并被多番提及。如曹大民在文中引到明人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卷四提到“山谷《蔺相如传》一卷”、张丑《真迹日录》卷二所言“黄涪翁草书《廉颇传》”及清人顾复、安岐无不如是。这使人有可能相信项元汴的题记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耐人寻味的还有包括此卷在宋代以来遍历皇家仕宦之手，在晚明成为项氏“珍秘”，却在卷尾完全没有一语题跋。不仅如此，安岐在《墨缘汇观录》卷一中评价《花气时帖》时，提到此卷“大草书”，发出“其间虽具折钗股、屋漏痕法，然多率意之笔，殊不满意”的评语。而后此卷还“错过”了《石渠宝笈》、张大千《大风堂名迹》的载录。流传至今，也仅仅只有项元汴的题记及卷尾张大千痛失其他藏品的无关感叹。历代收藏大家的失言，足以无声胜有声地反映出他们对此传帖抱有疑问一致态度，一方面草法风格确实类似山谷，另一方面却无款无据，无法得知其详。假设当时并没经过项元汴二十五字题记的“定调”，后来者是否还会将此卷视为黄庭坚的真迹则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