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古烁今：六百年的中国梦幻珐琅

明宣德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龙耳炉

　　珐琅，即金属胎珐琅器，是一种集金属制作与珐琅釉料加工处理为一体的复合性工艺制品。它既具备金属贵重、坚固的特点，又具备珐琅釉料晶莹、光滑及适用于装饰的特点。作为明清帝王朝堂之上唯一的陈设用器，珐琅有着梦幻般的工艺与颜色。金丝缠身的王者之气，使它深受皇家宫廷的钟爱，被摆放在朝堂正殿之上，即便是一经问世便大放异彩的青花瓷也只能偏居侧室，不敢与之争锋。

　　珐琅的制作一般在金、铜胎上以金丝或铜丝掐出图案，填上各种颜色的珐琅釉之后经焙烧、研磨、镀金等多道工序而成。掐丝珐琅有着五彩斑斓、华丽夺目的魅力，由于其在明代景泰年间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又一般多外饰蓝色釉料，故习称景泰蓝，当然它也有饰红、浅绿、深绿、白、葡萄紫、翠蓝等色。

明景泰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水洗

　　珐琅器的起源

　　珐琅又称“佛郎”、“拂郎”、“发蓝”，是以矿物质的硅、铅丹、硼砂、长石、石英等原料按照特定的比例混合，分别加入各种有色的金属氧化物，经焙烧磨碎制成粉末状的彩料后，再依照珐琅工艺的不同做法，添嵌或绘制于以金属做胎的器体上，经烘烧而成。而追溯掐丝珐琅器的渊源，这种金胎嵌彩、缤纷莹透的精致工艺，却是西方的舶来品。但是从什么时候如何传入的中国，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团。

　　在奥地利的裴狄南德拉姆美术馆，陈列着一个掐丝珐琅盘，这是迄今已发现年代最早并附有纪年铭文的一只掐丝珐琅盘。该盘描绘了亚历山大大帝驾驭天马升天的故事。从其铭文可辨，此盘是距今约九百年前，即公元十二世纪初，由两河流域的阿米德地方制造，且带有典型阿拉伯地域风格。然而更多的文献史实却证明：西亚的两河流域仅是珐琅工艺的第二故乡，其真正的发源地应在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

掐丝珐琅如意耳纸镇一组

　　明代初期，曹昭编著的《格古要论》中，同样记载了这一事情。其“窑器论”一文写道：“大食窑，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朗嵌相似……又谓鬼国窑。”句中“佛朗”一词即是“珐琅”，乃唐宋以来中国对东罗马帝国的称谓。由此也可知掐丝珐琅工艺的确源自东罗马帝国，且有成器于明代以前流入我国。但此时又有新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文前所提到“大食窑”乃为何物?其记述怎会与珐琅器如此相似?又为何会以“鬼国窑”称之呢?这一切还要从“大食”二字讲起。

　　所谓“大食”，是中国古代对阿拉伯地区穆斯林的泛称。故“大食窑”便是指由阿拉伯传入中国的烧造之器。结合现存元代珐琅器，分析曹昭所记，其“大食窑”亦为珐琅工艺。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大食窑”属“錾(音同“赞”，zàn)胎珐琅”，而曹昭之前知晓的“佛朗嵌”是“掐丝珐琅”。“掐丝”与“錾胎”是珐琅器胎体纹饰制作的两种不同工艺。“掐丝”即是把用铜丝掐成的花纹轮廓线焊接在较薄的铜胎上，而“錾胎”则是将一厚重的铜胎錾刻出凹陷的纹样以待填釉。倘若不是仔细对比，两种方法烧出的珐琅成品几乎无异。至于“鬼国窑”之称，实属我国古人对阿拉伯人种高鼻大眼的好奇以及对遥远伊斯兰神秘文明的猜测。曹昭在此能明确区分出掐丝与錾胎的不同，足见其观察细致入微。但令人遗憾的是，《格古要论》中既没有指明“佛朗嵌”的来历，也没有记录“鬼国窑”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与途径，因此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

　　经过大量历史文物的比对，中国珐琅工艺的历史始自元代。据史料记载：公元13世纪下半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其后为了肃清政敌乃蛮部的残余势力，以及消灭西域的强国花剌(lá)子模，便借口花剌子模杀蒙古商队及使者，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此次西征，前后历经四十多年，席卷了欧亚大陆。蒙古铁骑势不可当，所经之处生灵涂炭。在野蛮的征战中，只有技术工匠可幸免于难。蒙古统治者把俘虏的专业技术工匠作为工奴，分别输往后方，专为贵族生产豪华奢侈的日用品。此时，阿拉伯地区流行的金属胎珐琅制品，也自然成为蒙元贵族的重要需求。在这种形势下，掌握烧造“大食窑”器技艺的阿拉伯工匠也就随之来到中国，并带来了纯正浓艳的珐琅釉料。

　　蒙元于公元1279年攻克南宋，一统江山，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国土面积极大的元帝国。随着元初水陆交通的开拓，中国人与西亚、欧洲、非洲等地区的商贸日益频繁。当时，大都、泉州、广州、杭州等地聚居着来自不同国家且身怀绝技的手工业者，他们毫不保留地传授着本国技艺，并与中国工匠们一同设计创造。至此，珐琅器及其制造工艺最终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