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瓷画“并蒂瓜图”的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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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

　　中国古代社会一向很看重祥瑞吉兆。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理论：人间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自然界就会有种种征兆出现。祥瑞是好事的征兆，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早期史书上祥瑞事件的记载是零星的。到南北朝，史学家沈约在编撰《宋书》时首次列出一个“符瑞”门类，系统记载历代出现的祥瑞之事。从此，祥瑞成了中国正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祥瑞文化影响，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器上出现过一批表现祥瑞题材的纹样，“嘉瓜”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品种。

　　所谓“嘉瓜”，指的是并蒂瓜，即瓜蒂长在一起的两只瓜。在古代，这类并蒂植物统称“嘉禾”。《宋书》卷二十九“符瑞下”中说到：“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意思是，每当帝王德盛之时，谷物就会长出一根秆上二个穗头的瑞相来。“五谷之长”指的应是稻。沈约在《宋书》中例举“嘉禾”现世事件时，除了说到稻之外，还特别提到“嘉麦”“嘉粟”“嘉黍”“嘉瓜”“嘉莲”“嘉桔”“石榴”等等。可见，“嘉禾”在“符瑞”意义上，可以是范围很广的植物概念。

　　《宋书》在说到“嘉瓜”时，使用“两体共蒂”“异体同蒂”等表述，都是“并蒂瓜”的意思。“并蒂瓜”的征兆意义在南北朝时与“嘉禾”没有区别，也是“王者德盛”之兆。

　　到明清之时，“并蒂瓜”的祥瑞意义仍然与帝王的德行有关。早在洪武年间，就有人拿“并蒂瓜”来做政治文章。据记载：“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县民献嘉瓜二，同蒂而生。太祖御武楼，中书省臣率百官以进，礼部尚书陶凯奏曰：‘陛下临御，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也，实为祯祥。盖由圣德和同，国家协庆，故双瓜联蒂之瑞独见于此，以彰陛下保民爱物之仁，非偶然者’。”(见《明太祖宝训》卷一)

　　从这则记载看，明初礼部尚书陶凯慎重其事地率群臣向朱元璋进献嘉瓜，表明当时朝廷重臣对嘉瓜的祥瑞意义十分看重，把它的出现当作天意肯定朱元璋治国有“保民爱物之仁”的嘉奖。然而朱元璋本人对这次进献嘉瓜并未看得太重，他回应说：“草木之瑞，如嘉禾并莲、合欢连理、两岐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归德于朕，朕否德，不敢当之。纵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祯祥示之。苟有过，必垂象以谴告，使我克谨其身，以保其民，不至于祸殃。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见《明太祖宝训》卷一)

　　可见，朱元璋头脑还算清醒，没有接受进献嘉瓜对他的吹捧。但他也不否定祥瑞的意义，因为这种舆论对巩固他的皇权统治是有利的。所以，朱元璋最终还是给献嘉瓜的句容县民赏赐了一些钱，让他高兴地回去，也算没白跑一趟。

　　其实在明代，有头脑的人并不认为“并蒂瓜”的出现与人间世事的好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就洪武五年献“嘉瓜”一事，《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就专门记述了它后来可悲的结局：“史云洪武五年，句容民献二瓜，俱同蒂。礼部尚书陶凯奏曰：句容上祖乡，连蒂之瑞，独见于此。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并穗、连理合欢、两歧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以归德于朕，朕不德不敢当。且草木之祥，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但赐其民钱一千二百而已。史不着其民姓名。按其民为张观，产瓜未几，兄弟坐事并斩于市。太祖之卓识不必言，更似有先知之哲焉。意者，同蒂即骈戮之象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做这样的记载和评论，明显是在否定“并蒂瓜”的祥瑞意义。

　　尽管对“并蒂瓜”的出现不能太当回事，但它在社会心理上的暗示作用仍不可小视。明前期的瓷画中，“并蒂瓜图”十分常见，有两瓜(图1)、三瓜(图2)、四瓜(图3)并蒂等多种画法，表明当时的统治者对此类符瑞至少有相当的看重。这种纹样在瓷器上大量流传，其原因在于：成祖靖难称帝、土木之变后景帝继位、夺门之变后英宗复辟等，都需要有各种符瑞文化的宣扬，来证明自己坐皇位的合法性。

　　明后期，诸帝的皇位相对稳定使得统治者对体现“王者德盛”的“并蒂瓜图”的重视有所下降，所以“并蒂瓜”纹样就较少在瓷器上出现了。

　　到康熙时，瓷器上新的“并蒂瓜图”(图4)又一次兴起。这应是清初为证明满人执政合法性、稳定汉民民心而实施的一种舆论引导策略。

　　由此可见，“并蒂瓜图”作为“王者德盛”的符瑞，在明清时期对巩固王权是有重要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