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全形极初拓本及邾公华钟拓片现身嘉德春拍

　　此件拓本是潘祖荫所藏大克鼎的极初拓本，由铭文拓本与全形拓合装于一轴。钤有『伯寅宝藏第一』白文印，可知该器在潘祖荫心中的地位。后有李文田(1834-1895)、黄士陵(1849-1908)、马衡(1880-1955)、陈治等诸位金石大家题跋其上。

大克鼎全形及铭文拓片附四家题跋 水墨纸本 立轴 88×199cm

　　鉴藏印：伯寅宝藏第一、己丑所拓

　　此轴光绪十五年全角拓本，附鼎内铭文拓片，并清末至民国间四家考释题跋：

　　1.李文田逐字考释铭文(铭文考释见图)，款署“郑盦太保(潘祖荫)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义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顺德李文田识。”  钤印：文田之印。

　　2.黄士陵跋：此鼎初入潘文勤公家时，字多为绿锈所掩，后经刓剔，字渐多，此最后拓本，校李若农宗伯释文时犹多数字。第四行“家”字、“惠”字、“民”字甚明，第七行“于”、“乃”字，第八行“申”字，更完整，又第三行辟下“龚”字，亦可辨识，余字不全部敢强读。  钤印：穆父

　　3.马衡跋：克鼎出宝鸡县渭水南岸，大小与盂鼎相若，二器并为潘伯寅滂憙斋所藏，而此尤晚出。此本李芍农释文，乃未剔时稿墨本，则较清晰，盖同为光绪十五年事，释在先而拓在后耳。此铭分两截，其一在侧，其一在腹，尤为仅见。涵楚先生得此见示，为识数语归之，马衡。钤印：马衡之印。

　　4.民国二年(1913)岁在昭阳赤奋若嘉平，绍兴陈治观敬识。钤印：陈治之印。

　　出版：

　　1.《再读大克鼎》，周亚撰，《上海文博》，上海博物馆

　　主办，2004年第1期。

　　2.《大克鼎出土年再考》，刘禹撰，《金石书学》2013年

　　18期。

　　说明：

　　(一)1.大克鼎为姑苏潘祖荫先生家物，今藏上海博物馆，此轴以李文田考释文章为最早，所拓铭文又在铜锈挖剔之先，则今日观之，李氏考释当为潘氏最初对铭文释字的依据，墨稿尤为难得，而拓本在挖剔之先，亦属海内孤本。按潘氏得此鼎，求拓者甚众，均以翻本报之，事见宁路霞所撰《百年收藏》第94页，似此原器所拓应属麟凤。

　　2.此幅拓片的学术价值，非但在于诸家尤其李文田公的详明考释文章，更在于所着年款为光绪十五年已丑(1889)，足能纠正学界关于大克鼎出土确切的年份的一大缪误。遍查各书，如权威书籍——文物出版社之《中国青铜器全集》第五集西周1部份，均以大克鼎于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镇。见此拓本，李文田释文明确年款光绪十五年五月，马衡亦持此年份，而铭文拓版边钤有"已丑所拓"一印，亦为1889年，则此鼎出土至少不会晚于1899年或更早，因从陕西至北京，从出土到为人认购，非经一年光载断不能为，此拓一出，铁证如山。况且，查《潘文勤公年谱》，知潘祖荫逝于1890年，则即使此鼎1890年初出土，辗转至潘手又经考订校剔，岂一年间能为之?潘若逝于1890年，则鼎岂能得其考藏，所以综此二证，所谓大克鼎出土于1890年当为一大谬误无疑。

　　(二)题跋者简介：

　　1.潘祖荫(1830-1890)，江苏吴县人，字东镛，号伯寅，郑盦，咸丰二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侍讲学士，加太子太保卫，谥文勤。曾上疏营救左宗棠纠弹胜保，文煜，好搜罗善本书及金石碑版之属，家以大克鼎，大盂鼎，史颂鼎等为重器。

　　2.李文田(1834-1895)，广东顺德人，字仲约，号若农，芍农，药农，咸丰八年进士，谥文诚，官至礼部右侍郎。学问渊博，于金元故宝，西北水地靡不精综。又精金石碑帖古籍版本，所得新拓，考释详明。善书法，宗北碑，百畅流于隋碑，行篆诸书亦有面目。藏秦泰山石刻及汉华岳庙碑刻本，因署居曰"泰华楼"。

　　3.马衡(1880-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室名凡将斋，1925年起长期供职故宫博物、院，先后任理事，副馆长等职。善书，工篆刻，精金石碑版之学。

　　4.黄士陵(1849-1908)，安徽黟县人，字牧父，穆父，通六书，工篆刻为大家。又善西洋画法为彝器图形，艺林珍重，善金石碑版之学。

　　5.陈治(清光绪间)，字伯平，浙江绍兴人。工书，善小篆，师安孙叔茀，笔力遵劲，楷书亦神似。能篆刻，兼能绘事，松石，山水皆工，为张鸣珂称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