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篆、隶书的复兴与僵化

　　唐代篆、隶书在帝王的推崇、倡导下，在国子监“六学”和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翰林院等官学书法教育和研习制度中，获得了相对秦汉篆、隶书原生之后的复兴，并在开元、天宝年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诸多代表书家和碑刻作品。但由于馆院文化所致，在其体现规范整肃、雍容大气的同时，也表现出过于整饬、僵化的局限性。在当代书法语境下，合理地对其进行评估和分析，必将有益于传统篆、隶书经典的当代传承和发展。

李阳冰《三坟记》拓片局部

　　唐代篆、隶书的成就与价值

　　□王成聚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辉煌、最灿烂的时期，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唐代的楷书与草书一直被后人视为体现唐代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但篆、隶书也不失为唐代书法艺术百花园中的奇葩。唐代篆书尽管发展缓慢，但李阳冰在前期篆书的基础上努力恢复了秦篆的法度;而隶书也开拓了新的形态及书体形式，有着特殊的地位及独特的审美价值。

　　首先，唐代书坛打破了魏晋以来篆、隶书沉寂的局面，摆脱了旧学的笼罩与束缚，使篆、隶书从积弱已久的旧书法传统规范中解脱出来。

　　篆书经过了先秦的昌盛，在秦朝完成了形式与法度的构建，曾经辉煌一时;而隶书取代了篆书，在汉代盛极一时。二者作为古文字并行且不断被使用，进入了一个相对自由、独立的艺术审美领域。魏晋以降，隶书走向衰弱，至东晋、南北朝时滑入谷底，历经数百年而一蹶不振。

　　唐太宗酷爱书法，曾大量购置历代书迹。李嗣真《书后品》云：“钱氏(钱毅)小篆飞白，宽博敏丽，太宗贵之。”《宣和书谱》著录擅书帝王有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宣宗、昭宗。他们都能继承太宗尚书之遗风，示范天下，引领好书之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帝王之中，玄宗、肃宗、代宗都习篆书。杨震方《碑帖叙录》载：“《代国长公主碑》，唐玄宗李隆基篆额。”赵明诚《金石录》载：“《唐慈恩寺常住庄地碑》，大历六年代宗篆。”帝王们不仅躬身实践，而且还大力倡导。经过数代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唐代篆、隶书法彻底摆脱了前朝书法的束缚。李阳冰的篆书、李隆基的隶书均各领风骚，卓尔不群，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其次，唐代书坛恢复重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审美风格，实现了篆、隶书的复兴并形成了空前的繁荣，为大字篆、隶书开辟了新的前景，扩大了榜书的书写体式及使用范围。

　　唐代帝王大多擅书。他们对书法艺术的直接参与，为书法艺术走向巅峰起到了推动作用。因唐玄宗好八分书，故隶书刻石兴于一时，造就了唐隶丰肥妍润、淳厚雍容的独特风姿。唐代的铨选制度把篆书规定为必修课程，而唐代帝王之中又有玄宗、肃宗、代宗等擅篆书，这在客观上确定了篆书的社会地位，推动了篆书艺术的发展。

　　唐代出现了李阳冰、史惟则、韩择木等篆、隶书大家。其中李阳冰以篆书名世，精工小篆，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其书圆淳瘦劲，为秦篆一大变革。释适之《金壶记》称“阳冰尤精书学，豪骏墨劲”，当时人谓曰“笔虎”。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三坟记》为李阳冰篆书代表作，谓之“铁线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其书“以瘦劲取胜”。又说：“篆书大者，唯有少温(李阳冰)《般若台》体近咫尺，骨气遒正，精彩冲融，允为楷则。” 李阳冰自称：“斯翁(李斯)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可见李阳冰篆书成就之巨大。其代表作还有《城隍庙碑》《栖先茔记》《般若台铭》《滑台新驿记》《颜氏家庙碑额》《崔甫墓盖》等。

　　在“尚法”意识的指导下，唐人对魏晋南北朝以来隶楷杂糅的现象进行了溯本求源，消除了隶书错变的弊端，恢复了隶书的基本法度规范，创造出了与汉隶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审美趣味产生了很大变化。玄宗治国，不恪守祖宗之法，力校书风之弊，锐意作章草、八分，摆脱旧学，一时习隶之风达到了自汉以后、唐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兴盛局面。启功先生曾说：“唐人用隶书体，是使用旧字体，但能在汉隶的基础上开辟途径，追求新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唐玄宗的代表作《纪泰山铭》雄遒伟丽、华艳典赡、雍容壮观的精神气度与审美特点成为盛唐时期艺术审美的主旋律，体现出大唐雄厚丰逸的时代特征，增强了视觉上的淳厚雍容之感。这意味着体现大唐盛世特征的篆、隶书真正成熟了，为大字隶书的书写与镌刻开辟了新的前景。当驻足于《纪泰山铭》刻石之下时，往往会为这一气度深深打动，产生对大唐盛世的追思敬仰。正如梁章钜评李隆基《纪泰山铭》言：“盖汉以来碑碣雄壮，未有及此者。汉隶无大字，欲作大隶者，舍此铭，奚所取法哉!”

　　再次，新的审美标准的形成，使书家林立、众派纷呈，扩大了篆、隶书的影响力。唐代经济繁荣，为篆、隶书的复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为篆、隶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为书家施展才华提供了物质保证。

　　历代大书法家多是诸体兼擅。到了唐代，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如欧阳询，朱长文《续书断》称其“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并将其隶、行、草书列为“妙品”，大篆、小篆、章草列为“能品”。如徐浩，《续书断》称其“尝书四十二幅屏，八体皆备”，名列“妙品”。颜真卿擅真草，探讨“小学”、篆籀亦为其能。柳公权之真、行、篆并名重一时。再如殷仲容，擅篆、隶书，尤精题署，“皆精妙旷古”。朱长文《续书断》评其榜书为“绝笔”，“行者莫不驻车观之”。这些书家为唐代书坛带来了无尽的生机和活力。唐代书家在书写碑文墓志时，往往又多自篆碑额、墓盖，如李邕的《李思训碑》、李旦的《孔子庙堂碑》、李享的《石台孝经》、王知敬的《明徵君碑》等。书家不仅多能篆书，且风格多样，为篆书这种古体字的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后，篆、隶书的兴盛繁荣推动了唐代“铭石之制”的沿袭，加快了“小学”教育的有效推广，促进了唐代书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