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香港2017春季拍卖会,“观想—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中,将呈现一幅美轮美奐的“元毗卢遮那佛”大佛像,是作中,毘卢遮那佛结禪定印,全跏趺坐於金刚座上,神态安详,已入三昧之境。是作绘画风格、形制与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有乾隆题讃的《元毘卢遮那佛》,如出一辙。且上鈐乾隆五璽,可证此作当為清宫旧藏。
此图乃毘卢遮那大佛像。毘卢遮那佛,又名大日如来。在金刚乘佛教中,五方佛又称五智如来和五禪那(「禪那」音译自梵文jinas),代表佛陀的五智、五德、五戒,而毘卢遮那佛位居中央,象徵「五智」中的法界体性智,一般被视為释迦牟尼的法身,位阶至崇。
毘卢遮那佛像介绍
Lot 459 元 佚名 毘卢遮那佛 镜心 设色泥金绢本
Yuan Imperial An Extremely Rare and Magnificent Painting of Vairocana Buddha Framed; gold, ink and colour on silk With five seals of Emperor Qianlong
144 x 82 cm. 约10.6 平尺
鉴藏印: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璽、秘殿珠林(参见《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弘历》93、107、49、110、147印,第242-247页)
来源:欧洲私人珍藏
HKD: 12,000,000 - 22,000,000
USD: 1,544,400 - 2,831,400
此图顶部中央绘有白伞与宝幢,周围包裹以祥云。华盖下方左右有手执莲花、足踏牡丹的乘凤飞天人物各一。画面主题所绘的毘卢遮那佛,头戴宝冠,身著报身圆满受用服,饰瓔珞珠宝,双手结禪定印,全跏趺坐於金刚座上,神态安详,已入三昧境界。
▲顶部中央的白伞与宝幢
画中大佛身后的火焰形背光之上亦展现有丰富的佛教元素,如其头部上方的金翅大鹏鸟与金刚力士,周边的五方佛像以及八宝等,其身光处则左右各绘有鹿、狮、象一组,六灵捧圣。宝座两旁及座下,还围绕以如意树、护摩炉坛、珊瑚宝石等形象。此画中既有禪定印、五方佛等佛教密宗元素,又有龙、凤等典型中原文化形象,体现出不同区域文明融合的特徵,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
▲两组鹿、青狮、白象,六灵捧圣
在此图上方鈐鉴藏印五方,分别為“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秘殿珠林”、“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璽”,可证此件当為宫廷旧藏。
▲ 本幅所鈐五璽
元御製毘卢遮那佛考
作者:苗亚杰
本幅精美绝伦的毘卢遮那佛像(下称「本幅」)面世后,為其定名、断代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曾一度被认為是永乐(1403-1424)至宣德(1426-1435)年间的观音坐像唐卡,继而又被称為阿弥陀佛像,两次都因採用一些貌似相近、其实毫无关联的图像作為对比。在两次误鑑中,佛像绘製之精美超绝与珍罕得到充分肯定,但乾隆(1736 -1795)五方鑑藏璽却因研究人员粗心大意而被忽略。
▲ 图1:元毘卢遮那佛 描金水墨设色立轴绢本
142.4cm x 81.4 cm
臺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所幸,在大量蒐集资料的过程中,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有乾隆题签及题讚的《元人 毘卢遮那佛》轴(图1)浮出水面,与本幅明显為一稿所出。至此,本幅作品的定名与断代方尘埃落定。
据《元代画塑记》2载,元成宗(1297-1307)大德四年(1300)农历九至十二月期间,共计646幅佛像画精品,包括立轴和手卷,在精挑细选后被送至杭州装裱,总共用了50对玉轴头和300对象牙轴头。 可惜现存的卷轴数目与文献记录所载,已相距甚远,且愈早期的作品愈為罕见。鑑於汉藏融合风格作品极為稀少,画作尤甚,我们似乎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本幅《毘卢遮那佛》,并比对臺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一稿另本,以期瞭解蒙元帝国汉藏艺术因两种文化、宗教和艺术融合孕育之肇端。
臺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毘卢遮那佛》(下称「故宫本」)著录於《秘殿珠林》三编。乾隆以满、蒙、藏、汉四种文字所做题讚,裱於佛像下方,以示敬重。题讚称扬蒙古信奉藏传佛教的习俗,以及毘卢遮那佛普度眾生的慈悲力量。御讚署年「壬寅八月望日」,即西历1782年9月21日,时乾隆四十七年3。 乾隆还為该画亲书签条「元人 毘卢遮那佛」。画上分别有乾隆鑑藏璽五方、嘉庆皇帝(1796-1820)和宣统皇帝(1909-1912)鑑藏璽各三方。
▲ 「故宫本」五璽位置
在进一步研究本幅《毘卢遮那佛》及「故宫本」的图像风格之前,我们应该先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乾隆何以对《毘卢遮那佛》轴的定名和断代如此篤定?「元四家」之黄公望 (1269-1354)《富春山居图》的误鑑乃街知巷闻,他这次鑑定的结论可信吗?
乾隆篤信藏传佛教,虽有政治因素,但他投入的热情远远超过统治的需求。他在位期间,紫禁城内建有四十多座藏传佛堂,其中一半迄今仍保持原状,包括乾隆十四年(1749)建於内廷的最大藏密佛堂――雨花阁。现时单单北京故宫就存逾三万件喇嘛教的艺术品,包括金铜造像、法器、写经、唐卡等,数量惊人4。 根据记载,勤勉的乾隆皇帝自六岁起修习汉文、蒙古和西藏文,乾隆四十五年(1780)农历七月,六世班禪喇嘛(1738-1780)罗桑•班丹益西受邀来京,以庆乾隆七十岁寿辰,乾隆能以藏语与六世班禪对话。
虽然如此,本幅定名断代的可信性应归功乾隆信任的国师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一位藏传佛教艺术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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