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附黄宾虹题跋的董其昌行书卷将现北京匡时春拍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集古法之大成，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进入清代，康熙、乾隆二帝都以董其昌的书法为宗，备加推崇，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如康熙就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

董其昌 行书唐诗两首 1613年作 绫本手卷

　　引首：27×93cm;本幅：26×489cm;题跋：26×31cm、31×230

估价：RMB10,000,000-12,000,000

　　出版：

　　《董其昌书画编年图目·上》P122-123，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

　　备注：

　　1.陈继儒、张书云、邢端、黄宾虹、齐振林、邵章、陈云诰、张海若题跋。

　　2.黄宾虹题引首并题签条。

　　出版物资料

　　此卷《行书唐诗二首》作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仲春，董其昌时年五十九岁，正是他闲居江南，研精艺事的时期。此卷的书写地点“龙潭学阁”，则应是他在松江白龙潭为自己辟出的一处书斋。本卷以大字行书录唐李欣《夏宴张兵曹东堂》、岑参《裴将军宅芦管歌》两首，中锋直下，转笔处古劲藏锋，可谓含刚健于婀娜，中和之气溢于纸上。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

　　就在五年前，董其昌写出了最为著名的大字行书《岳阳楼记》，他已然远离早年所学二王一路的章法，将字体尽量放大，这也许是他常作行书大字立轴较多的原因之一;此卷恰可视为他转向大字创作的一个明证。《行书唐诗二首》古意尤多，无怪乎黄宾虹题引首为“晋唐遗迹”，诚如卷后张书云所说“其实公于晋唐各家真迹无所不临，而能自出新意卓然成家，其论书法云，字需奇宕潇洒，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此赵吴兴所未尝梦见，唯米痴能会其趣。”

黄宾虹题引首

黄宾虹题跋

　　卷后有陈继儒与张孝思二人题跋，殊为难得。董、陈二人堪称晚明艺坛的双生星，不同的仕途选择并没有影响两者的交往，二人终生相契，虽然人生异辙却艺事同心。所谓“少而执手，长而随肩，涵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载，毫无间言。”陈继儒跋董其昌作品非常少见，仅有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陈继儒书画合璧卷》、北京故宫藏陈继儒跋董其昌《高逸图》轴，故宫藏陈继儒跋董其昌行书《戏鸿堂帖》，以及台北故宫藏陈继儒跋《董其昌行书诗册卷》，寥寥可数。

陈继儒题跋

　　陈继儒评此卷为董玄宰扛鼎之作，摄入霜毫雪茧，皆戏鱼卧龙，捻归神运;可不具衣冠，但拜石丈，愿好古君子共宝之。张孝思精鉴赏，富收藏，家有培风阁，所藏晋唐法书、宋元名画皆为传世名品。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张好好诗》及《女史箴图》。张孝思在此卷留有题记一行：“岁在癸卯清和之朔日，懒逸张孝思藏谨识。”

　　清末张书云亦酷嗜董其昌书画，他认为此卷与自己所藏以张旭笔意书杜甫诗卷不相伯仲。而此卷挥洒自如极尽回腕藏锋之妙，一种灵和秀逸之趣流溢行间;兼之绫本洁白完好，尤为难得。之后又有邢端、黄宾虹、齐振林、邵章、陈云诰、张海若诸家题跋，可谓流传有绪，为董其昌凿凿可考之名作，洵可宝之。

知剌诰曰谓官(左)、董其昌印(右)

签条

董其昌 行书唐诗两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