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鉴藏的源与流：中国艺术品鉴藏活动历史已有5000余年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前玉器，商周青铜，秦汉古玺，魏晋书法，唐宋绘画，明清瓷器，就如同中国文学之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般着称世界，并被公认为世界之瑰宝，艺术之巅峰。它们构成中国艺术品发展的基本源流和成就特征，鲜明地刻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更是历代鉴藏家财富和见识的骄傲，价值和精神的寄托。

　　中国艺术品鉴藏的历史，与艺术的发展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与人类艺术行为起源并不同步。不过人类收藏活动的源头仍可推溯至人类的原始本能时期，即早期对食物的贮存和生产资料的收藏。经过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经不同的历史阶段，鉴藏活动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在技术和文化的支撑、催化下，艺术品鉴藏不断地借用了更多的其他手段、灌注了收藏者更多的动机和精神寄托，成为了一种更复杂、更高级的人类社会行为。

　　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玉器也许是中华民族最早具有被“鉴藏”属性的艺术品之一。以此为起点，中国的艺术品鉴藏活动开启了至少5000余年的漫长历史。从此，中国人高超的艺术创作，与发达的鉴藏活动相伴相生，鉴藏活动的起伏，又与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盛衰休戚相关。历朝历代的艺术品为国人鉴藏活动之发育和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对象，而伟大的文明进程和长期稳定的社会形态，为鉴藏活动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存在基础。

　　中国艺术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发展时期形成了独有的根脉和系统，它与华夏民族的宇宙观念、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以及技术工艺紧密相关，特别是技术的发展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使艺术家的奇思妙想有可能成为千姿百态的物之形态，使众多的实用器物，变成了艺术品而留存于这个世上。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史前玉器，商周青铜，秦汉古玺，魏晋书法，唐宋绘画，明清瓷器，就如同中国文学之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般着称世界，并被公认为世界之瑰宝，艺术之巅峰。它们构成中国艺术品发展的基本源流和成就特征，鲜明地刻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更是历代鉴藏家财富和见识的骄傲，价值和精神的寄托。伟大的艺术成就为艺术品鉴藏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作为鉴藏者的活动仍受制于外在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更与文化观念和时代风尚紧密相连，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不同时期鉴藏者的主观思想。

　　古代皇家收藏是历代鉴藏活动的主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历代的鉴藏活动的主体是皇家。这一现象无论是传世艺术品自身，还是在各种史志、着录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数千年以来，历代帝王也一直以他们的统治下的国土为文明之邦为标榜，有着崇尚文物，聚蓄典籍、宝藏的传统。

　　早期的艺术品从其基本特性中延伸的品类群生、彰显教化、煊赫治功的功能，就是王权有意宣示的各种表现，因而为帝王所看重。而随着艺术品形象、直观、美化、娱情等艺术本体特性发育得愈加显着，艺术创作的精神性沟通和悦目游艺的自由舒怀，得到了鉴藏者，尤其是王室的更为充分的认识。历朝帝王，尤其是那些对艺术品抱有浓厚兴趣、鉴赏眼光高人一筹的帝王，大多利用地位和权威，建府立制，或笑纳各方朝贡进献，或收罗天下珍品异宝，充栋内府禁苑;或调集天下名工巧匠，以为己用，形成以礼制政教为主体的“官家”宫廷艺术;他们的作为和标榜，直接影响了当时及后世鉴藏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中国历代的鉴藏活动的主体是皇家。这一现象无论是传世艺术品自身，还是在各种史志、着录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历代名画记》所记汉武帝“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或许是史料记载下的皇家首次大收藏行动。后代的帝王纷纷效仿，尤以新朝初立为甚，并不断在体量上扩充，在管理机制上完善。鉴藏之物供帝王“听政之余，旦夕披玩”。而社会稳定、王朝延续，宫廷往往累世接力，有的帝王自雅才艺，嗜好尤深，古之珍异，已充牣内府，仍更搜葺，以至天下宝物，收罗殚尽。如此高度聚藏的结果，就是所藏文物命悬国运，而最终等待的是王朝倾覆、宝物毁损流散的悲剧。秦汉之前不计，仅举此后的二例足可令人扼腕悲恸。如汉末董卓之乱，内府“图画缣帛，军人者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馀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历代名画记》)。东魏侯景之乱，“太子(萧)纲……所有画皆载入江陵，为西魏将于谨所陷。元帝(萧绎)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件卷，遣后阁高善宝焚之……”被史家盛赞的“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南史·梁武帝本纪》)的累世所藏毁于一旦。类似浩劫几乎每遇重大战乱、帝都失控之际，历朝都会悲

　　剧重演，屈指数来，宫廷庋藏之殇，竟有十次之多，而造成的损失，实是华夏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宫廷收藏是封建帝王专制统治下的必然产物，作为鉴藏史之主要构成，其始末成因，所得所失，洵足后人深刻探究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