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韵留馨——梅花与梅花题材画概说

　　在中国人的审美活动中，普遍存在一种“移情”现象。美学家朱光潜在论述“移情”问题时是这样说的：“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的影响，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如果简单地理解，“移情”就是“移入情感”，即审美客体作用于审美主体，而审美主体又通过联想和想象，“移入情感”于审美客体，从而达到物我混化的结果。

　　草木本无情，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习惯于托物言志，借物喻人，在一草一木中倾注真情，寄托深意。这样，无情之花似乎也成了“花可解语”，由此而被赋予一种人格的象征意义，并进一步获得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人们表达对世态人情的感慨和对生活理想追求的一种媒介。如北宋学者周敦颐在其名篇《爱莲说》中，即以菊花比作隐逸者，以牡丹比作富贵者，以莲花比作君子。虽然花草树木也有生命，但毕竟没有思想情感。因此，不妨也将其纳入“移情”的客体当中。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去解读自然万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同样，梅花一身傲骨，不畏严寒，在漫天飞雪的隆冬时节一展风华，清香四溢，开于百花之先却又素朴无华，虚怀让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其耐寒抗雪的生活习性正与中国人崇尚的道德情操相契合。因此，梅花自然也赢得人们无限的敬意，并被用以比喻这样一类人—他们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坚贞自守，不随波逐流，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崇高品质。就像周敦颐笔下的菊花、牡丹和莲花那样，梅花除了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之外，还被赋予了一种具有特定人文含义的社会属性。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不正是梅花品格的绝佳写照吗?文人墨客通过咏梅、画梅，表达自己的人格追求，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怀，千百年来一直长盛不衰。历代都有大量描写、赞美和颂扬梅花的诗篇，如北宋王安石诗云：“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林逋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南宋陆游也有这样的词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均为传诵千古的名诗佳句，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梅花超凡脱俗、遗世独立的精神气质。

宋 赵佶 梅雀图 23cm×24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谈起梅花，自然不能不涉及到“四君子”。所谓“四君子”，是指梅、兰、竹、菊四种植物，而梅花居首。将梅花与兰、竹、菊相提并论，并冠以“四君子”的雅号，据说源自明代黄凤池辑录的《梅竹兰菊四谱》。必须明确的是，梅花成为“四君子”之一是在明代，但梅花被视为君子的象征却早在此之前，如前文引宋代王安石、林逋、陆游的诗词中，梅花即已呈现出一种君子的形象和风采。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兰、竹、菊和梅花一样，也都具有君子的高尚品格—梅，坚贞傲岸;兰，深谷芳菲;竹，中通外直;菊，东篱隐逸。由此，梅、兰、竹、菊分别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四种品格—高洁、清逸、正直、淡泊，受到文人墨客的赏识和推崇，成为他们托物言志、借物喻人的绝佳题材。此外，梅花又与松、竹合称“岁寒三友”，或与竹合称“双清”，寓意均与“四君子”相同。由此可见，君子具有各种不同类型，兰、竹、菊、松是君子，周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是君子，陆游笔下“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梅花也同样是君子。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具有君子品格的植物又何止四种?那么，为何不是“五君子”“六君子”或“七君子”，而只有“四君子”呢?这是因为，“四君子”是从四季当中各选出一种代表性植物，其花期或生长期分别与四季相对应。但只要稍有植物学常识的读者就会发现，梅花的花期是在冬季，“梅、兰、竹、菊”与“春、夏、秋、冬”无法对应。这似乎令人感到困惑。实际上，与“四君子”相对应的四季并非如平常所说的“春、夏、秋、冬”，而是“冬、春、夏、秋”—梅花的花期一般在十二月至次年二月，正值隆冬;兰花的花期一般在三月至五月，是为春季;竹子最茂盛的时节一般在六月至八月，正值盛夏;菊花的花期一般在九月至十一月，是为秋季。之所以将冬季开放的梅花置于最前，乃是为了突出梅花作为“四君子”之首的地位。“四君子”的排序除了“梅、兰、竹、菊”之外，还有“梅、兰、菊、竹”或“梅、竹、兰、菊”等不同说法，但既能够突出梅花的榜首地位又能够依序与四季相对应的则只有第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