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春拍呈现民国精神史视域下的知识精英书写

　　毛笔书写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艺术现象与精神现象，当下所主要关心的还是他的审美价值。如何拓宽我们对中国知识人两千年不倦书写的认知，如何将这一文化行为与中国的人文史连接，更多关注书写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所产生的精神影响，甚至使之成为我们进入某一段历史时空去探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导引，这是我们在品鉴与收藏知识人书迹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让人鼓舞与欣喜的是，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2017年春拍推出“猗欤‘新命’—民国文化名人墨迹专场”，这一专场以“民主、科学” 的五四精神为指导，以梁启超、严复、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郭沫若等近百位与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名人墨迹为主要载体，全面展示那个“大风起兮云飞扬”的伟大时代。端详着这些煌煌巨迹，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风雷激荡的“五四”现场，回到了“需要巨人”也“产生巨人”的时代，回到了中国历史上名符其实的“群星闪耀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专场既是近期少见的一次民国知识精英的书法盛宴，也是一次全面回顾与思考“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绝佳良机。

五四人物在英伦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在《民国丛书序》中以通阔的眼光描述民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实况与历史地位：

　　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乎变成了世界学术的缩影,各种主义、学派、教派纷纷传入,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一个时间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周先生从学术层面来审视这一段历史的伟卓之处，透彻地指出了民国的特征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即以其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培植出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的之后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 新旧并存是民国社会多元包容的主要表征，以民国新年的景象为例，李大钊笔下所呈现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的如此复杂多样的方式，周谷城先生关于民国历史的解读尤为高屋建瓴之处，在于他指出民国在中国历史长时段上的定位，即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百家争鸣”的黄金岁月。其实，比周谷城先生早一百年，另一位中国人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折》中就深刻指出晚近中国实处于“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氏所指晚清“大变局”尽管在时段上与周谷城所说的民国略有错位，其内在变化与新旧思想的尖锐冲突却是前后相继的。所以说，当世界地理概念的转变引发华夏中心论的破产，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打开中国现代化的闸门，欧风美雨的迫来之后，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人的代表“士”及其环境在民国也发生几个最具表征意义的裂变。

　　李大钊 致李辛白信札 水墨笺本·镜心

　　在余英时先生的研究中，由传统的“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特殊人群的转变，是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最大的崩离之处，也是现代中国之所以发生天翻地覆的根本动力。戊戍维新之后，作为群体与阶层出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士”质变而来，在这一质变的背后又潜默着几重不易觉察的面相：首先是知识内容的变化，由四书五经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向以科学技术、民主人权为主的世界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国家观”的变化，即以现代权利观念来区别君、国、民之间的彼此关系，而这一观念的变化的实质，则是对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儒家文化的颠覆性解构，所以，任凭辛亥以后的历史如何倒转，卷土重来的封建君主制已失去了形式上的合法性，这也是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与溥仪的复辟努力归于消亡的根本原因。其次是知识传播场域的变化，1905年的废除科举，使得“私塾”、“书院”失去依靠的基础，以新式学校为主要形式的现代教育体系便应运而起，新式学校既掌握着现代社会的文化标准与价值观，更拥有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随着学校培养的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走向社会，通过学统所建构的各种知识社群在“治统”之外的公共與论领域同台竞演。在现代公共传媒“报刊”的助力之下，掌控着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话语权。最后，不能不提到现代公共传媒的作用，当晚清出现了《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出现了《时务报》这样以與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后，以传播现代思想为志业的现代知识分子才有了存在的可能性基础。余英时的老师钱穆先生在讨论中国传统士绅时，曾以为决定士绅影响力的因素有两者，一是清议，二是门第。而当士绅转变现代知识分子后，清议则变为公共與论与公共传媒，门第则嬗变为学校与文凭，则又是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最分明的变化。

傅斯年 致陈受颐信札 水墨纸本·镜心

　　揆诸“猗欤‘新命’”这一专场中诸多民国“新文化运动”名人墨迹，除了欣赏这些笔精墨妙的书法，谈论类似“人间四月天”这样的文坛花絮之外，在这些无声的纸墨之中包藏着怎样的时代的冲突、潮流的卷袭、思想的裂变呢?也许这才是我们收藏知识精英墨迹需要关注的，当然以下几个方面也是我在此需要重点揭橥的。

　　首先，就出场人物而言，兼顾“高、大、全”这三个方面是本专场拍卖的最大亮点。以“高、大”言之，不必论有“中国脊梁”与“真的猛士”之称的鲁迅先生，也不必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我的朋友胡适”，就是梁启超、严复、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郭沫若、钱钟书等等，他们中哪一位不是一部读之不尽、学之不竭的大书呢!?相比“高、大”的特点，本专场的出场人物之“全”是近期国内外拍卖专场上绝无仅有的，在最近的拍场上，以近现代文化名人墨迹为专场的拍卖渐成常态性主题，在此强调本场的拍品中的某一件或某几件再如何“高大上”，作为收藏家的您，在其它拍卖会上都有偶遇的可能，但是，象本专场这样所建构的近百位民国文化名人墨迹的全明星阵容，从质量与数量上说，虽不敢说是绝后的，但就目前而言当是空前的。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的“整合的世界观”的理念来言之，“猗欤‘新命’”专场的文化含量就接近等于一部民国文化的“全史”或“整体历史”的专场，这里既有处于思想与文化中心的自由主义群体，也有与时代渐行渐远而处于边缘的文化保守主义诸君，以及各种意见相左、旋起旋落的过渡性派系。如前所说，民国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海纳百川”般的包容与多元，秉承这一精神，本专场也力求在将最整齐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墨迹呈现在这里，这是本专场的第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