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恭王府看最早的文物“写真”

　　大家常说，“无图无真相”。在没有照相机的年代，文物爱好者、研究者，怎样见识心仪文物的真容呢?当然了，您可以把它摹绘下来，画在书页上。但是这一笔一画皆人工，难免会出现错漏之处。由此，到了晚清，一种全新的青铜器“写真”技能“上线”了，它就是全形拓。

　　全形拓工艺自清嘉庆年间开创至今，已历经了近200年的风雨。而出身金石世家的文物修复专家贾文忠，正是全形拓技艺的传承者。7月3日，60余幅贾文忠的全形拓作品将在恭王府亮相，其中不乏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伯矩鬲，山东淄博出土、迄今发现的最大长方铜镜等珍贵文物的“写真”。

　　照相机出现前的文物“写真”

　　谈到全形拓，就不得不提到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金石学。这是一门以夏、商、周以来的所有古器物，特别是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人类的文化遗存以历代金石的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该器物上所刻文字、图像的体例、作风等进行研究的学问。贾文忠告诉记者，北宋的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而他的学生曾巩则在《金石录》中最早提出了“金石”一词。到了清代，金石学鼎盛，而清末到1959年前的金石学则演变成了近代考古学的分支，不复独立存在。

　　那么，全形拓和金石学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贾文忠说，在没有照相术的时代，对于古代金石学者而言，想要亲眼目睹古物风采并非易事。“比如青铜器中最重要的种类——鼎，曾是无上权力的象征。一般人不曾见过它的真容，‘楚王问鼎’的故事就显示了楚庄王觊觎周室之意。”“问鼎”属于僭越的行为，可见有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器物之难得一见。因此，研究、喜爱金石学的古人，通常采用拓片或绘画的形式研究古物，而拓片的真实性和逼真度又胜绘画。“有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传拓技术就没有金石学。”

　　关于全形拓的开创，还有许多传奇的历史故事。“据说，清嘉庆年间，苏州焦山寺有一尊青铜鼎，吸引了许多爱好者的好奇。有一天，寺僧六舟和尚秉烛赏鼎，发现墙上映出了鼎的影像。一时灵机一动，‘何不将铜鼎的影像拓下来，这样爱好者们不用登门也能见识铜鼎的样子了’。”一时间，全形拓的工艺在文人墨客中成了潮流，“金石学家阮元邀六舟和尚将家藏青铜器全部制成全形拓。时常拿出来以飨友人，得者无不如获至宝。”

　　虽然，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和不断发展，金石学不复以独立学科的姿态存在，但传拓技艺在文物考古工作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被广泛运用。全形拓发展经过了几个重要时期，到民国时期，周希丁将西方素描引入到全形拓中，给人以立体感，当时人们所追求的庙堂味和全石气在全形拓中都能感受到。“民国全形拓名家首推周希丁，其徒弟傅大卣得以继承。”而贾文忠正是师从于傅大卣的传承人。

　　伯矩鬲全形拓

　　伯矩鬲全形拓片成了“国礼”

　　说到贾文忠全形拓的代表作，就不得不提到曾作为“国礼”赠送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伯矩鬲拓片。在这次展览中，这幅“重量级”作品也将展示在大家眼前。

　　2011年国家文物局赴法国进行交流活动，选择什么礼物成了困扰访问团的难题。考虑到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热爱中国青铜器，每次来中国访问都到博物馆看青铜器展览。于是，国家文物局委托贾文忠制作了首博“镇馆之宝”——伯矩鬲的全形拓片，并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代表国家文物局，赠送给了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贾文忠回忆，当时经过严谨的审批流程，珍贵的伯矩鬲被从首都博物馆展厅的展柜里“借出”。“在首都博物馆的贵宾室里，我每天‘报到’，在两位工作人员的守护下，进行传拓工作。”

　　贾文忠介绍，全形拓的拓法是在拓器物前，选择最能代表该器物特征的最佳角度，用铅笔在准备好的棉连纸上画出一个“⊥”形图，以表示器物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再在“⊥”形图上标出器物的高度、宽度为基础，画出被传拓器物原大的线描图，随后把标有器物各部位位置的棉连纸分先后覆在被拓器物上，用蘸有白芨水的毛笔刷湿、上纸、用棕刷刷实、用墨拓黑后揭下，这样多次拓完器物的各个部位，完成全形拓。“经过一个星期的细心工作，伯矩鬲的全形拓终于完成了。”

　　身为全形拓专家和青铜器修复专家的贾文忠，虽已阅重器无数了，但完成伯矩鬲这样的“国宝”的传拓，对他来说还是极有成就感的。

　　贾文忠(左一)修复孔庙大匾

　　修复后的孔庙大匾

　　匾额拓片成全国孔庙复原“母本”

　　拓片的工艺在文物考古和修复中都能派上大用场，贾文忠给记者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清代自康熙帝以来，每一位皇帝即位，都要到国子监辟雍讲学一次，称为“临雍”，可照列悬匾，因此孔庙大成殿共悬有清代九位皇帝题赠的匾额，分别是康熙帝题“万世师表”、雍正帝题“生民未有”、乾隆帝题“与天地参”、嘉庆帝题“圣集大成”、道光帝题“圣协时中”、咸丰帝题“德齐帱载”、同治帝题“圣神天纵”、光绪帝题“斯文在兹”、宣统帝题“中和位育”。“不过，到了民国六年，也就是1916年，当时的民国教育总长范源濂指示，将清帝匾额全部取下，改悬时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手书的‘道洽大同’匾。”

　　出身文物修复世家的贾文忠，自1979年起参加工作，在北京市文物局从事文物修复、复制工作。1982年，他受命修复在清王朝结束后，曾被摘下、弃用的北京孔庙的九块大匾。当他见到这九块帝王匾额时，它们被弃置在孔庙大成殿后近70年，落满了厚厚的尘土，上面的文字早已斑驳脱落不全了。“拿给汽车轮胎打气的气泵将上面的泥土吹净，一旁的我却变成了‘泥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