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佛钟轶事趣谈

　　永乐大佛钟从铸钟厂到汉经厂;从汉经厂到万寿寺;再从万寿寺到觉生寺，之所以动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做这样一件耗银、劳民、费力的移钟大工程，本质上就是帝王对政教关系的一种调整，是加强国家控制力的一种表现。

觉生寺三门

　　众所周知，北京西北郊的觉生寺藏有一口大佛钟，重46.5吨，通高6.75米，最大外径3.3米，钟腰最薄处为94毫米，钟唇最厚处为185毫米，音响能传90里，钟身内外以阳文楷书铸佛教经咒达17种之多，汉文佛教铭文22.5939万字，梵文佛教铭文4245字，共23.0184万字。这口举世无双的大佛钟铸成于明代永乐年间，世称“永乐大钟”。

　　为什么要铸大佛钟?

　　永乐是明成祖朱棣的年号。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北京德胜门内设立铸钟厂铸造了大量各式大钟。今天在北京能见到的永乐时期所造大型古钟至少有4件：如曾悬挂于北京城钟楼，今藏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九亭钟园内的永乐铁更钟;今仍悬挂在北京城钟楼上的永乐铜更钟;天坛斋宫的铜钟;以及本文论及的这件“永乐大钟”。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体量巨大，且钟身均有年款“大明永乐年月吉日制”。这些“永乐年月吉日制”的大钟里唯有本文所论这件是用于佛教场所，进行佛事活动的重要法器，本文称之为“永乐大佛钟”。

永乐大佛钟

　　不少人认为永乐大佛钟的铸造与朱棣夺取皇位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明代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后，皇孙建文帝朱允炆即位，他首先采取“削藩”办法欲削弱藩王权力。燕王朱棣通过军师姚广孝的谋划，以“靖难之役”最终篡取了皇位。这个残酷杀伐的武力称帝历程，让他的心灵渴望慰藉，佛教成了解脱的法门。据史料载，登基后的朱棣大兴佛事，以致万余僧道聚集京师。政事之余他还亲撰《神僧传》九卷，为东汉到元代208名神僧立传。皇帝亲自为和尚立传历史上不多见，铸造永乐大钟也不例外，足见朱棣热衷佛事、重视僧侣。但若单纯地认为是他对僧人的崇拜，则过于简单。它既反映了朱棣在心态自我解脱上的选择，也反映了他对待政教关系的基本理念。

　　关于明成祖为什么要铸大佛钟，说法不一、由来已久。同为帝王的乾隆皇帝在《觉生寺大钟歌》中“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讵赖佛氏钟。欲藉撞柞散喷气，安知天道怜孤忠。榆木川边想遗恨，鬼氏徒添公案重”表明了他作为帝王的看法。他认为，明成祖杀伐惨毒，铸这口大佛钟是为了忏悔，即“忏悔讵赖佛氏钟”这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但也不排除铸造大佛钟有“唯功大者钟大”彰自我功绩之意和将“战争武器变为生活祈福工具”的祈望。但依明初帝王在政教关系上的基本观点看，铸造大佛钟具有极强的政治寓意，它是帝王巩固统治、利用宗教实施国家控制的一种手段。

永乐大佛钟钟体

　　明初，由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僧侣，依靠宗教之力夺得皇位，因此他对政教关系极为重视。在汲取元蒙政权只尊喇嘛教导致失败的教训上，他一方面优遇藏地佛教，给来自西藏的密僧以“国师”“法王”“西天佛子”等尊号;另一方面在全国各地支持汉传佛教各宗事务，使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均衡发展。

　　明成祖对待佛教一如其父，不仅重视佛教经典，先后御制了《诸佛名称歌》《普法界之曲》《金刚经序》《神僧传》《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等不下百万字的佛经、佛典、神咒，而且也极为重视僧侣，既为汉地僧人立传，亲撰《神僧传》九卷，同时大行封赏藏地僧人。朱棣对汉藏佛事一视同仁，促进了藏传密教与汉地佛教的同步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交融。

　　长期以来，永乐大佛钟也称“华严钟”，因钟身布满《华严经》得名。在文献中“华严钟”的叫法随处可见，如明代崇祯朝孙承泽所著的《春明梦余绿》中就有“永乐时所铸大钟，内外书华严八十一卷，名曰华严钟”;江西南昌人樊良枢有《万寿寺观华严钟》诗;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杨涟的《清如子传》中有“步西山之万寿寺叩万寿钟。钟固铸有法华经其上……一部法华经矣，一偈为参，声闻圆觉”的明确记载;姚希孟在《游西山小记》有“至万寿寺观永乐间所铸大钟。内铸法华经，外铸佛、菩萨名号”;郑二阳在《癸丑仲春棘闱后二日，同斋日梁子迪一诗诗僧载酒往游》中有“万寿寺观大钟，钟之大十倍寻常。内外楷铸华严经一部，静夜一声远可闻卢沟”“(钟体)铸了华严经，故名华严钟”近乎定论。乃至今天仍有学者据此考辨明成祖与华严宗关系的研究，季羡林、郭元兴等学者破解了永乐大佛钟上蓝蹉体梵文经咒，永乐大佛钟钟身上全部铭文内容大体被确认，并汇编成《永乐大钟铭文真迹》一书。

　　通过永乐大佛钟所铸铭文内容及其主旨不难看出，大佛钟铭文显、密结合，广大圆融，几乎概括了佛教全部精髓。正如永乐皇帝在《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御制感应序”中所说:“佛之为教，显密深妙，广大圆融……是以弘敷慧力，广阐灵化，阴翊皇度，普济群伦，功流万世而长存。”深刻地反映了永乐皇帝将宗教和政治结合的高超手段，使宗教服务于政治。永乐皇帝将自己的政教思想以佛法形式表现出来，表达了自己“敬愿大明永一统”和“惟愿国泰民安乐”的铸钟宗旨。

　　以往之所以谬称“华严钟”数百年，一方面是过去对永乐大佛钟铭文认识不全;另一方面，与监制大佛钟铸造的华严宗高僧姚广孝有密切关系。

　　姚广孝，字思道，14岁时对佛教极有兴趣，初习天台宗，后从径山智及参禅得旨。3年后，在太湖华严寺出了家，法名道衍，自称“逃虚子”。他曾先后住持临安普庆寺、杭州天龙寺和嘉定留光寺。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颁诏“选高僧侍诸王”，精于权谋的姚广孝便应征到燕王朱棣身边。他虽在北平住持庆寿寺，却是燕王府上重要的座上客，极受器重。朱棣登上帝位，姚广孝功不可没，朱棣要他还俗为官，姚却做起了僧官，他上朝即官，下朝即僧，史称“冠带而朝，退仍淄衣”，被明成祖尊为少师，并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永乐大佛钟在他的监制下于京师德胜门内铸钟厂历时9年方才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