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买书、藏书与治学

　　买书，是读书人的喜好。我曾去逛新华书店，发现买书的的确很多，这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为了满足读书的需求，与我们所说的“藏书”不是一回事，尽管天长日久也能攒下一堆书，正如不少教授学者,家中书籍一架又一架，也都成不了藏书家一样，大都只是读者层面上的买书。可见，是不是藏书，又与量大量小难以画等号。

　　藏书，既然叫“藏”，就有一个传之久远的基本概念，藏与传，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买书有传下去的念头和传下去的讲究，那就与藏书的距离不远了。比如说《聊斋》与《红楼梦》，如果要读,当然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就足够了，确实是物美而价廉，物美是说这些本子经过了专家精心标点、校勘、注释，错字既少，又便于理解。价廉，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要传下去,这些本子就完全不够格了。首先它们的纸张太差，存不长，十几年二十年即变色，再长一些时间就变脆。其次是装订，也很难长久，所以民国时期的旧平装书，现在一大半已不耐翻看，往往一翻掉一块，真是令人心疼。再次则是两面印刷,本来新式机器纸就比不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再来个两面有字,一旦损坏了书页，只有用透明胶带粘贴的份儿了。现在各大图书馆对于旧平装书，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烂,一筹莫展, 可以说爱莫能助。而中国传统印刷习惯是单面印刷，只有一面有字，书页损坏了，甚至发霉变脆了，可以在背面裱上一层更结实的纸。一次装裱坏了，还可以再来个揭裱，正如中国书画，其修复保护措施也算得上一种绝活儿了。从这种物质形态上来看，中国传统书籍即线装书，是可以满足“传”的愿望的。

　　中国的藏书家，传的概念永远是自觉而清晰的，我们随便翻翻《中国藏书家印鉴》(林申清编)，就会发现许多藏书章上寄托着这种愿望。如南宋俞琰有藏书章“俞氏家藏”，元初的赵孟頫则有“赵氏书印”、“天水郡图书印”，他们都把自己的藏书扩大为家族资源，不希望这些书归他姓所有。赵孟頫在自己收藏的宋版《汉书》、《后汉书》上画上自己的像，这种做法，显然是要传给子孙的。明代王世贞卖掉一个庄园买得这两部书，也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明代的收藏大家项元汴在自己收藏的书籍上钤盖“子孙永保”等印记，更是明明白白表达“传”的愿望的。有的印章类似家训，如明代徐勃有藏书印云:“淡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这样的子孙世守之类印鉴在清代十分常见。

　　不过也有更为旷达的藏书家，如乾隆时期的浙江巡抚李馥，号鹿山，他的藏书章是“曾在李鹿山处”。后来涉案被逮，图书散去，王应奎《柳南随笔》认为李馥的这方印有点像谶语，是不吉利的。事实上，仍是很通达的。曾国藩有藏书印曰“书经我眼即为我有”，意思是书籍看过了，记住了，也就等于占有了，不一定要据有实物。那就更通达了。山东大学历史系丁山教授，早在民国年间就成了藏书家，深于藏书之道，身后藏书多归山东大学图书馆。我曾见过丁山先生藏书多种，《逸周书》中《王会篇》有先生眉批甚多，还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明刻本，书衣有先生手跋。印象最深的是《水经注》，《四部丛刊》本，白纸印，两函，密密麻麻从头到尾用红笔过录了王国维的校，连王国维印章也描下来，那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图书馆做的，真是令人钦佩,其中也缀有不少丁山先生自己的跋语，这部书原在普通书库，我建议图书馆提入善本。丁山先生在藏书上盖有多方印章, 其中一方为“曾在丁山处”，就是说，宝贵的书籍在他那里只是旅途的一站，匆匆的过客，他还要长久地传下去，却不见得在自家子孙手里。我们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其实，文物也只能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无论你花多少钱也只是取得了暂时的保护权。这些年图书上了拍卖市场，价格腾飞，搞得收书人怨声载道。其实这对保护古书也未尝不是好事，因为花钱越多，他就越会加意保护，文物的生命也就愈加延长。前些时候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参观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恰逢常熟翁氏六世藏品展。翁同龢的后人翁万戈，在战争年代，费尽千辛万苦把家藏善本书籍、名贵字画运到美国纽约。当初我对这类事情总有些不能认可，包括大批文物文献运到我国台湾，总觉得难以接受。现在看来，只要有利于保护，避免毁于战争，是可以理解的。保护就是为了传下去，传之子孙后代。

　　你想传，那么首先应确认值不值得传，也就是有没有历史文物性，如果你单方面决定要把某书传下去，用红布包得里外三层，而别人认为一钱不值，那就只能是闹笑话了。因此，有无传的必要和价值，还有个客观标准。一般来说，值得收藏并且传下去的书籍，应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所谓文物价值，就是在内容上有历史资料性，在载体形式上有一定精美度和耐久力。雪雕和沙雕，艺术价值尽管可以很高，却不具备耐久性，就不能成为收藏品。所以说一般读者从书店购买的读本，是很少可以成为收藏品的。这些普通书籍只有经过大人物如鲁迅、巴金等人的批阅，才会附加上特殊的文物价值，而成为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