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大儒黄宗羲买书归途遭遇书商偷书之事详考

《东都事略》(资料图)

《礼记集说》(资料图)

　　山阴(绍兴)澹生堂藏书是明代书痴祁承癖书的结果，据说有十万卷之多，黄宗羲曾特地去读过祁氏藏书。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中说：“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

　　黄宗羲访书时，找的是祁承的次子德公祁凤佳，藏书管理井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黄宗羲也因此了解到澹生堂藏书的基本情况。

　　清康熙五年(1666)，澹生堂藏书散出，这时，黄宗羲正馆于东庄吕留良处。得到消息后，想必是黄宗羲怂恿东家吕留良不要错过买点好书的机会，吕留良拿出了三千金，委托熟知澹生堂藏书情况的黄宗羲前去购书。

　　这次购书之行，黄宗羲将其写进了《天一阁藏书记》一文，他说：“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中山所存，唯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厨也。”

　　毕竟是明清之交的大儒，又对澹生堂藏书胸有成竹，所以此次黄宗羲购书，眼光如炬。三昼夜的成绩，就是“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了，只留下些举业讲章和各地方志。

　　这件事的特别之处，在于接下来发生的事——书贾把他挑中的好书在途中偷走了，他竟然还不知道。这两种书是卫湜的《礼记集说》和王偁的《东都事略》。

　　据黄虞稷、周在浚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卫湜的《礼记集说》是一部久负盛名的宋版书，共一百六十卷，其书“集诸家说，自注疏而下凡一百四十五家，小戴之学，莫备于是。”这是南宋嘉熙四年(1240)新定郡斋刻本，自然名贵非常。而《东都事略》，宋代王偁撰，是一部南宋刻本，研究宋史时不能忽略的重要著作。

　　这两部书，可以算做澹生堂藏书中的白眉，黄宗羲当然不会放过。但当时，黄宗羲是和书贾一起去的澹生堂，既然两人同行，你多少也得为别人考虑一下吧。如果好书全是你得到的话，书贾心里是怎么个滋味?于是，在路上就发生了偷窃之事。黄宗羲这类读书人，高自标置、目中无人惯了，自然不会考虑到这一层，这次满载而归，一夜酣眠，想不到人家辗转反侧，心里嘀咕，黄宗羲自以为把两种书收入囊中，谁料已经到了人家怀里，在不知不觉中着了道。等他发现，已是时过境迁，只能徒叹奈何了。

　　黄宗羲不仅对待书贾如此，对待东家吕留良也是“依样画葫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华圣解庵日记》同治八年十月十三日引沈冰壶《黄梨洲小传》说：“相传晚村(吕留良)以金托先生买祁氏藏书，先生择其奇秘难得者自买，而以其余致晚村，晚村怒。”试想，黄宗羲依附于吕留良，东家出钱叫你买书，自己带回好书却不给东家，哪个东家会高兴?这就像业务员做生意，吃里扒外把好生意留给自己做了，哪个老板会高兴一样，黄宗羲所为正是如此。并不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读书人不多，但在自己的爱好面前，未免会犯糊涂，此事历来常见。

　　关于这件事，全祖望另有一说。他的《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初南雷黄公讲学石门，其时用晦(吕留良)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全祖望是敬仰黄宗羲的，他笔下的说法对黄氏有利，譬如把主从关系说成师生关系，这样一来，黄做什么都合理了，而吕则处于道德劣势。他还把第三方的书贾，说成是吕家派出的人，结果偷书之举，也就变成是吕留良遥控的了，于是本该大怒的吕留良，变成了黄宗羲。这篇文章后面甚至说三千金也不是吕留良拿出来的，而是吕的一个好朋友吴孟举拿出要吕留良叫黄宗羲去买的，而且吕留良把好书留给了自己，把一般的货色给了吴孟举，不光黄宗羲要怒，连吴孟举对吕留良也大怒了，岂不欺人太甚?

　　全祖望的文章是好的，但在这件事上大概是作了吕留良的谤书，因为当年雍正皇帝已在道德上判了吕留良死刑(可参见《大义觉迷录》)，落井下石是方便且必需的事。不过，全祖望在《小山堂藏书记》中也说过一句公允的话：“旷园之书，其精华归于南雷(黄宗羲)，其奇零归于石门”， 陈祖法也说宗羲“多以善本自与”。(见陆陇其《三鱼堂日记》)那么，事情也该清楚了，应该怒的是谁?不言自明。(黄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