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收藏史：亦或消亡史

倪瓒 古木竹石图轴

沈周 卧游图册之墨笔仿倪山水

　　一部收藏史，亦或消亡史

　　■陶相杰(太和)

　　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桥段：某学生因本硕博就读于三所学校的校长为同一人，三个毕业证上盖的是同一个校长的印章，面试官说：“造假也要专业一点嘛，你就不能多刻几个章?”依据心理学上的“认知冲突”理论，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先入为主抱持怀疑。这不排除主观执着拒绝历史衍生物种的真实面目，三本不同的毕业证书都可以说成文献资料，从古画鉴定的考量与假设的某种意义上来说，静中有动，以科学态度小心翼翼步步为营鉴定的方法，从中获取印象可能产生误导，目鉴者给出了的结果当无可厚非。

　　中国早期绘画，绝大部分都以不尽可靠的文字记录传承，遥不可及的真迹传世却是凤毛麟角。古时的士大夫们有集书画和鉴赏于一身的能耐，一向自豪于本身辨识书画精妙的眼力，上千年来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论述和收藏记录。由于“历史记录”的叙述局限，往往是追随者以自我意愿的文字提示绘画的主题，其解说的复杂性，很难让人在一些大师笔下绘画的真实面貌完成统一的共识。无论不同种类的图像在不同的著录之中，着墨个人主观判断符合自我主题建设性心境的美好描述，概因图像的灭失和不复存在，高质量的赝品因有利可图而广为流布。虽说经由对艺术的陈腐文笔进行想象性解读来重建一幅作品，在艺术范畴常会徒劳无功，但这样的做法只要不太离谱，随时代的自我演进，任由象征意义手下的笔墨版本的还原和期待，突显作伪者们时下交易需求的灰色原始欲望而垂教后世。

　　倪瓒已臻化境的笔墨就备受同代与后世追随者的敬意推崇。在明代的民间有一种相传：“江南人家以有无(倪)云林画为其清浊”。元代文人大师沈周的记载，15世纪时见到的倪瓒画作不超过40件。这样的记录，其实就成为了一组静态的里程碑。但到了20世纪，据后世容庚先生由现存记录所建立之目录来看，倪瓒的作品已有376件了。这令人联想，巨匠级云林《容膝斋》的承继之作的游戏，似乎都可以与整个宇宙能量和谐共振。

　　这里我们可以给中国艺术史的鉴定的研究范畴提供了绝佳的案例。从中提供出一种假设：在时间中的能量运行，一个单独的范本可以衍生出众多的复本和摹本。由此可以观知，现存传统中国收藏的不确定性质，真伪实在难以把握。

　　王羲之的书迹以时间的推移历久弥珍，已没有真正的原迹存世。而现在流传的都是摹本复本。我们知道，大陆的《兰亭序》、《寒切帖》、《初月帖》、《姨母帖》，中国台北的《远宦帖》，以及流失日本的《丧乱帖》、美国的《行穰帖》——它们都是王羲之的名帖。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如果没有一件质量较佳的原作存世，平心而论，可以全都视为某件已失传原迹的直接复本。当然，冒昧地认定一件藏品是直接摹写自距今1600多年前的王羲之原迹，的确只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凭空信仰。再有，“王书”原迹数量是由多而少的自然灭失，以至于无，是能量守恒定律的虚无担当。也就是说，当你看到《行穰帖》时，就是相信自己看到了等同王羲之亲笔的作品。因此，一则复本实际上就取得王羲之准书法原迹的功能。个案《游目帖》曾为日本商人收购，八国联军时期流出王府，1945年广岛上空的惊核化为尘埃。后经二玄社多次尝试，利用1934年柯罗版印刷科技复原技术，无差别还原了笔画、墨色浓淡，几乎和原帖相同呈现世人。这不仅游戏了“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千年哀怨的不虞之誉，而且后人启功也非常为难无不遗憾地慨叹：“便与真迹同等了。”非常乌托邦的艺术理想。

　　一部收藏史，也可以说成是另一部消亡史。

　　中国人强调云烟过眼。怪力乱神，在感动我们的同时，往往会遮蔽质疑或独立判断的态度。古代的冒牌者并未意图刻意创作新的作品图像诠释，却以精准的戏墨混乱了自我的优雅。如造假“师爷”米芾醉心于玩弄老谋深算完全压抑自己的绘画理想，为骗取友人收藏的古老真迹的伪作，“演进”、“变形”古人用笔的使用方法，以假乱真。或者米老的模仿可能只是为了好玩而做的人生测试，用以确认自我具备重现前辈大师的风格技巧，同时挑战自认为专家的友人能否找出毛病。一代宗师，米芾使文化作伪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以此留下恶名。当然，文人戏耍心照不宣，无所谓宏旨。然这样的事情，在后世亦有追随。传统鉴定方法中，无论学者还是爱好者们，在界定或重建古代大师的真实面目时，几乎不认为有必要精确说明鉴定的步骤和必要的流程分析，许多鉴定者的心中早已预设了某种直接的认定关系，忽略一些问题，直奔自己既定忠实的想象性主题。一些符合时代情感并能引发共鸣的画作，他们可以世说风云，显然在流传当中一无舛误，很少受到诘问，甚至完全没有任何质疑，会被轻易地变成某位书家和画家持续增生的面目作品受到世人的推崇。作伪者一向截胡满贯，恒久不衰。

　　借精心描绘的自然之景以投射特殊的感情和心境之迹，笔墨是延续至今且最为古老的传统制像艺术，而这一传统的参与者，包括画家个人、自省的历史学家、批评家和史料编纂者。

　　一些被神格化的古代大师，平生并不会给后人留下太多的传世之作。书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或已没有任何原迹存世，或只是二手或三手的衍生版本。通常来说，这并不影响大师们的存在，并且还能受到追随者的拥戴和喜爱。那是因为衍生的作品能比较集中接近我们的审美世界观，符合他人想象。以主观好恶的自我考量和假设，可以拟想本来面目的差距重建古代大师的时代笔墨特征。民国时期的张大千仿意石涛，他极为熟练而赋予天才操作的画风和充满自信地来进行戏笔，被徐悲鸿誉为500年来第一人，懵过了不少收藏家和书画家看走眼且上当受骗。刑不上大夫的仰视随兴，拿放大镜的行家你也找不出来硬伤所在。习于接受既有看法和预设假定事实而不探究，这就是智性膜拜的麻木。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正确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古今，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了自我原则。仿者聚焦于结果，而对结果如何产生的原因漠不关心，图以形式。更不用说，现世那些文化层次跟“大师”的睿哲精深之间隔着无数个次元的不入流者，庞大的野战之师，不假艺术思索牵强附会的草创，蹂躏了人类文明的艺术成果，乃为所欲为的把戏。一般来说，道德很难唤醒心中的一种沉睡，道德在功利面前的戏演，玩的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选择性冬眠。

　　来源：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