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金重宝：谈中国的青铜器源流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我国的商、周文明比西方的埃及、希腊文明同时略晚，是当时世界上并列的两大文明体系。雄伟壮丽的金字塔和巴特农神庙是西方古代文明的象征。而我国古代建筑为木结构，难以保存，反映我国商周奴隶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社会生活和艺术观念的主要遗存和代表是驰名于世的青铜器。虽然世界史上上古社会的各个文明也均被称为青铜时代，但我国青铜器因遗存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艺术精湛、特色鲜明而举世无双。

　　青铜器的造型源于原始陶器和骨角器，主要分为炊具、食具、酒具、乐器、兵器、农具以及货币和装饰物等。商代贵族祭祀神灵和使用的食具、酒具造型最为奇伟壮丽，纹饰极为怪异恐怖，是充满恐怖和迷信色彩的商代社会精神的鲜明力证。周王朝以宗法礼仪治国，很多青铜器成为祭祀祖先的重器和“子孙永宝”的纪念性礼器，造型纹饰端庄典雅。长篇铭文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春秋以后，礼崩乐坏，青铜器虽然只作为贵族的实用器具，但风格变为精巧华丽。我国古代青铜器是与埃及金字塔、希腊建筑、雕刻齐名的古代文化艺术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代文物，不但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宝。在当今艺术品市场上，明清官窑瓷器和名家的绘画作品动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但真正的国之重宝—青铜器，却只有数百万元，这是十分不合理、不正常的。

　　青铜，古代被称为吉金，在当时便是贵重之物。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它作为称量货币使用，同时也作为财富储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青铜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上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把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占有它。

　　青铜器时代刚刚一过，汉代就有人开始挖掘盗取。20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联合清理河南睿县的古墓群，6个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过的竟占2/3,汉代以来究竟一共挖出多少件青铜器，近百年来虽然学术界费了不少劲，但至今仍没有确切的说法。有统计说，汉代以后出土见诸著录的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总数达2万件以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万件以上。

　　青铜器最早的出土记载源于汉代，封建王朝视其为瑞祥之物，将其载入史册。如，“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武帝记》)。和帝永元年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宋代的青铜器物有的价格已高达数十万钱。大批青铜器出土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身边。两宋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重文轻武，嗜古器成风。

　　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驱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而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收藏的青铜器已达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亦无不唯收藏是嗜。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开两宋时期青铜器专书的著录先河。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他告诫后辈：“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

　　宋代学者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青铜器图录，成书于1092年，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铜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宋徽宗内府藏品凡20类，著录铜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传铜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收录商周彝器275件，汉唐杂器70件，共计345器。

　　清代以来，青铜器发现日多，清宫内外都有不少收藏，并见于各种图录。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有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20卷，共著录宫廷藏器1642件。后来又将宁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600件，铜镜101面。此先后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藏品。书中著录的青铜器除部分佚失外，大部分现藏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