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第一部官定石刻经书：熹平石经的风雨颠沛之路

　　在西安的碑林里有一些残碎的石碑，虽说它们表面上都已经残破不堪，完全不能和碑林中的其他又高又大的碑刻相媲美，但这些石碑却仍然被人们非常小心的保护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现在表面看上去残破不堪的石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定的石刻经书——熹平石经的残片，中国的学术和书法以及镌刻水平的第一次完美的结合就是熹平石经。上面曾经密密麻麻刻满了经书。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把经文刻在石碑上呢?

　　我们知道，汉武帝为了统治天下人的思想，实行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儒学一跃而成为封建的正统学说。西汉中后期，儒学大师们针对当时社会各项制度不完备的现实，用儒家经典阐述微言大义，有的人还直接参与到国家政治治理中去。东汉建立之后，儒学研究日益细致化、学术化，研究古文经学蔚然成风。古文经学家注重文字的训诂与考证，随着他们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入，迫切感到要尽快规范经文的书写来规范整个学术的风气。而今文经学家讲究义理之学和经世致用，用所谓的“微言大义”的方法，不顾文献本身的意义而牵强附会地望文生义。儒家经典的今古文之争越演越烈，东汉朝廷为了平息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因为许多争论是因文本的文字或句子出现的差别而起。

　　于是在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张训等上书要求正订六经文字。灵帝批准后，蔡邕、张训等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选定正本、订正文字。由于当时正值碑刻盛行之际，七种典籍便被用隶书刻于石碑上，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成为我国第一部官定石刻经本。利用碑刻的形式来统一今古文之争，也反映出这些学者们希望自己所作出的书写规范能和石碑一起流传千古的内在心理。

　　在镌刻石碑前，首先由学者们对汉代通行的经学流派经书文本进行参考比较之后，选择其中最好的本子，确定为经书的标准文字;再由当时书法第一流的国手蔡邕用朱砂笔以隶书在碑石上写好经文;最后工匠依文镌刻。这项工程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起至光和六年(公元183)止，历时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约20万字。这部石经因刻于熹平年间，又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故称“汉石经”、“熹平石经”或“一字石经”。

　　熹平石经镌刻竣工后，立于洛阳郊偃师县太学(当时国立最高的学府)的门外，碑石均为长方形，约高1丈、宽4尺。碑顶以瓦屋覆盖，碑下有座。每碑双面刻文，经文自右向左直行书刻。这项由最高统治者钦定、规模空前的文化工程在当时引起极强的轰动。《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其盛况可见一斑。

　　可是如此气势宏伟的石碑仅仅辉煌了七年，便开始了它多舛的命运。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董卓退守长安，临走之前放火烧毁洛阳城，其下属则对偃师的太学肆意破坏，石经开始被损坏。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北齐高澄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结果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还不到一半。

　　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运往长安，但由于隋官府不重视，竞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到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拯救这些文化瑰宝时，已是十不存一。以后就仅剩些拓片和零星出土的碎石残片。

　　1931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从洛阳买到《熹平石经》残石，两面存字450字，非常珍贵。1936年运抵西安暂存文庙。当时日寇已逼近潼关，并开始对西安空袭。受命保存《熹平石经》的省考古会委员张鹏一先是将其埋藏于碑林东院。1939年，为了更好的保护石经，张鹏一又挖出了它乘骡车冒险出城，历尽千辛万苦将石经运回家乡富平县董南堡村，吊挂在家中一口枯井内，并要求家人不准随便开启井盖，不准走漏消息。1943年10月，张鹏一病逝于家中，临终前一再嘱咐家人要悉心保护石经，一定要完璧送归于右任。

　　抗战胜利后，张鹏一之子张午中惟恐石经发生不测，写信给于右任的好友张文生，希望其将残石尽快设法运走，后来张文生将《熹平石经》残石运至三原民治学校，不久又转运到于右任之侄于期家中。1952年，陕西文管会派人从三原运回残石，重新安置于碑林，结束了其13年的漂泊生涯。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熹平石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风行隶书、碑刻盛行的结晶。它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说现在完整的熹平石经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自宋朝之后，不断又有残石出土，据说现在已经集存了8000余字，终于也可以让我们一窥熹平石经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