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真实的傅山节高才广，比武侠小说中的更奇绝

　　艺术史学者白谦慎主要从事中国书法的研究，亦致力在西方向一般民众介绍中国书法篆刻艺术。他从傅山入手，讨论中国书法的嬗变，著有《傅山的世界》及《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等专著。“真山难老——傅山作品展”在浙江美术馆举办之际，白谦慎特写作一系列小品，勾勒出兼擅诗书、画、金石、考据，甚至武学的傅山忠义气节、多才多艺的面貌。

　　诗文

　　作为明清之际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思想家和学者，傅山历来有“学海”之誉。他一生不以文事为主，“指归在动作”(鲁迅语)，但他研究创作的领域极其广阔且成就卓著，文学世界仅是他精神营造的一部分，其中诗歌与散文皆达上乘。

　　明清之际激烈巨大的时代动荡向文人提出了增强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迫切要求。傅山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他的诗文在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上都有不容置疑的地位。早于傅山生活时代的近百年前，明代文坛兴起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文学。直到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形成一个反拟古的文学运动，他们反对蹈袭拟古，主张抒发性灵，提倡文章不拘格套。傅山正是在反拟古主义文学运动方兴未艾时诞生成长的。他继承了我国先秦诸子与汉唐以来散文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特别是发扬了明代李贽、袁宏道等人反拟古的文学思想，反对因袭、模拟、复古，要求注目“乱世”，多多关心祖国“河岳”之“气”，故而傅山笔下，留下大量反映艰危时代的“波涛”之文。

　　可以说，身处乱世，亡国后忠与孝的内心斗争、虽生犹死的遗民心理决定了傅山写作的缘起。傅山诗文的主题取向是表述家国之痛与故国之思、惟歌生民病、亲情与友情以及物中志与景中情。他创作的大量诗文，都以写实为主，反映了他的忧患意识和平民情怀。傅山现存的八百多首诗中，最突出的也是关注现实人生、反映人民疾苦的篇什。明亡前，他就悲痛地呼喊：“世界疮痍久, 呻吟感兴偏”。诗人关心的是世间疮痍，民间疾苦。他愤激于自己作为一个文人的无能和无用：“男儿生无权，简阅深低头，文章费精神，仅与刺绣侔。”尽管如此，“不喜为诗人, 呻吟实由虞”，傅山主张诗文“生于气节”，强调作家应以气节名世，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衡量标准。傅山文集中数量最多的是笔记、杂记、书信之类的杂文，都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现实性。

　　以性灵为主宰，以常言写至情是傅山诗文的主要艺术特点。傅山对诗歌艺术总的要求是“不事炉锤，纯任天机”，强调以“情”为诗文。 在傅山看来，“文者，情之动也;情者，文之机也。文乃性情之华。情动于中而发于外，以故情深而文精，气盛而化神，才挚而气盈，气取胜而才见奇。”傅山的散文也是情动于中，言发于外，无依无傍，自成一家。最有代表性的是他那14首著名的哭子诗，写给死去的儿子傅眉，篇篇撼人心魄，字字令人流泪。这样以常言写至情的诗还有乐府诗等。古澧《跋傅老先生诗》云：“老先生诗笃友爱，厚人伦，缠绵肫恳，足征至性。”张廷铿认为，“先生之文刊去纷华，大美内韫，其境无以复加。”方闻云：“先生尤长于叙事，颇有杜工部风味，亦即刻画维肖。”《霜红龛集钞记》云：“先生诗少年清俊，后趋深奥，晚近恬淡、质朴、自然。”这些评语都是中肯恰当的。

　　傅山写作不拘成法，风格多样。他致力于诗歌、辞赋、医学、书法、绘画、金石、音韵之中，逐渐形成任性直率，豪放沉郁、古奥老拙，慷慨苍凉，奇思逸趣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清史稿•傅山传》称：“先生诗文初学韩昌黎，倔强自喜，后信笔书写，排调俗语，皆入笔端。”在创作上，傅山喜欢将大量的方言俗语引入诗文，丰富文学的表现形式。同时又喜欢运用生僻难字，形成某种奇古谲诡、不同流俗的况味。其中风云变幻、虚灵寂静的精神气质，让人很容易产生一种“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品评感受。

　　傅山一生著述颇丰，现存《霜红龛集》是保存傅山诗文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其中存诗十一卷，计有八百多首。清代傅山著作的搜集研究者记载：傅山一生足迹半天下，诗文随写随掷，家无藏稿，亦无定稿;加之兵荒马乱，散失更甚，后人张直甫、张思孝等曾广为搜求，充其量不过十之六七。近年来傅山著作还在不断发现，他的诗文也需要进一步搜集。

傅山作品，临王羲之明府帖轴

傅山作品，草书临柳公权《圣慈帖》轴

傅山作品，行书李白《秋登宣城谢脁北楼》诗轴

　　书法

　　傅山的法书独步于明清之际，精通诸体书法，人谓“草楷篆隶俱造绝顶”，向来为书法研究者和爱好者奉为圭臬。与傅山同时代的书法大家黄道周对他的评价甚高:“晋唐后首推公佗，次李燧臣，次王觉斯”。《桐荫论画》也赞其：“胸中自有浩荡之思，腕下乃发奇逸之趣。益浸淫于卷轴者深也”。傅山尤以大草成就为最著，笔势飞动，肆意挥洒，如磐根老藤，圆转似游龙，雄奇宕逸。对于二王一系的帖学书法，用功颇深，是清初中国书法由帖学转进为碑学的关键时期的变革者、实践家。在师法二王作品中如《临王羲之〈伏想清和帖〉》、《草书临王羲之〈诸从帖〉》、《草书临王献之〈安和帖〉》、《草书临王羲之〈明府帖〉》等，均表现出傅山对二王的熟稔和偏爱。在临摹二王法帖之外，傅山由文字学参碑碣金石，精研篆隶，曾提到篆隶在书法中的重要性：“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 他时常运篆书之意于各体，开杂体之风。真书小字则出入钟繇、二王门径，大楷喜师颜字，笔意生拙，体态宽绰。他主张正本溯源，直追先秦汉魏古风，针砭时弊，指点迷津，成为碑学兴起的关键人物。傅山在晚年书风以“二王”为依托更加挥洒淋漓，圆熟地达到变化万端、无穷无尽的化境，调和碑学的“阳刚之美”及帖学的柔美，开创了一代新的强烈的书风书体形式，是书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和转折点。理论上提出的著名的“四宁四毋”的书学主张，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难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集中体现了傅山先生的自然美思想，同时，也是傅山做人的准则，是精神、人格的凝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