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写意花卉”源于明代中期崛起的吴门画风与贯穿整个明代的院体浙派画风。明代中后期的画坛几乎为吴门与浙派所统摄,画家们非吴即浙。徐渭出生时,虽然沈周已去世12年,但是文徵明、唐寅、仇英均尚在。文徵明去世时,徐渭已38岁,此时的吴门画派正是如日中天,在文徵明的带领下牢牢把控着文人画家手中的画笔,大有一统画坛之势;而院体浙派虽渐式微,但生于浙、长于浙的徐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明 徐渭 《墨笔花》册(石榴) 故宫博物院藏
明 徐渭 《鱼蟹图》卷 27.5cm×79cm
纸本水墨 天津博物馆藏
徐渭的绘画多为取法而少有师承,一般常提到的陈鹤、谢时臣和沈仕等人,都是徐渭的朋友而非师长,并且从这三位的存世画作来看,都与吴、浙两派有关,并且要比徐渭狂纵的面貌老实规矩得多。那么徐渭的“写意花卉”到底由何而来呢?或者说是从何取法?受到了哪些画法的影响呢?
明 徐渭 《三清图》轴 200.85cm×100.8cm
纸本水墨 南京博物院藏
明 徐渭 《三友图》轴 142.4cm×79.4cm
纸本水墨 南京博物院藏
我们从徐渭现存画作来看,徐渭绘画风格的成因与陈淳有大同小异之处:
(一)受到了吴门画派中的写意花卉的影响。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或许还有周之冕写意花卉法,特别是陈淳的写意花卉应该是徐渭直接取法的对象。比较陈、徐二位的画作不难发现,无论是具体花卉的写意画法,还是长卷形式的间画间题分段折枝花卉的构图法,徐渭都是亦步亦趋受到了陈淳的影响。
明 陈淳《水仙图》扇面
22.7cm×47.5cm 金笺设色
1514 年 上海博物馆藏
(二)受到了院体浙派山水画技法的影响。院体浙派山水画技法中迅疾的用笔、遒劲的线条处理、大胆淋漓的用墨均与徐渭的写意花卉画法息息相关,尤其是徐渭画作中有所谓“泼墨”的技法,与吴伟、张路、汪肇、蒋嵩等山水用墨法一理相通。
吴伟《溪山鱼艇图》轴 纸本设色
270cm×173.5cm 故宫博物院藏
(三)受到了当时画坛吴、浙两派之外的所谓“逸格”画风的影响。如史忠、郭诩等,在他们的画作中,画家运硬毫笔,用看似漫不经心、不加修饰的,甚至是带有一些粗鄙不羁的笔法在画面中横涂竖抹,使得画作呈现出一种荒率狂野,却又强烈生动的面貌。
史忠《一溪秋色图》册页
30cm×40cm 纸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徐渭的写意花卉是对上述三种画风和不同技法取法的结果,也是符合自身条件的取法。他的画没有文徵明那样画风讨人喜爱,后者从学者流布天下,一派大宗师情怀,也不会有董其昌那样要收拾旧画坛,开辟新天地的使命感。徐渭于画,要么为生计考虑,要么聊写胸中“郁闷”之气耳。他的画作,在娱己与娱人方面,明显偏重于前者,更多的是画给自己看的。在徐渭出狱之后,卖画为生的愿望才开始变得强烈,这一点我们从存世画作的创作年代以及数量上可以窥见。
明 徐渭 《黄甲图》轴 114.6cm×29.7cm
纸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徐渭自身的实际情况是,他没有吴门或者浙派画家那样长期大量的绘画实践,绘画技法也没有得以反复锤炼,他的画既缺乏社会所认同的吴门画风中温和平顺、儒雅端庄的气质,也缺少浙派画风所具备的各种题材皆擅长、画什么像什么这般娴熟工能的技法。徐渭的应对方法是:重复描绘同一物象,甚至连同一题画诗也反复使用;运用简单的构图,如长卷形式的间画间题分段折枝花卉的构图法;“泼墨”一般的大笔或简笔挥写,以一种非主流的,近乎“狂纵”的面貌示人(在这一点上倒是与历代画僧的绘画创作选择暗合)。虽然画的内容以花花草草为主,但细读题跋,多是为排遣自己心中块垒所做,如此画作,不为时人关注重视,自然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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