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是玩意儿 乾隆的那些御笔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乾隆是一位“爱写字”的皇帝，也是今天留下题字最多的一位，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帝后法书中，乾隆的作品占了近一半。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乾隆本人的偏好也曾直接影响到乾隆一朝甚至有清一代的书坛风貌，正是由于其对于元代书法家赵孟的推崇，使得朝野书风“转趋丰圆”，所谓“香光告退，子昂代起”。

　　然而，传世的乾隆御笔书法十分复杂，既有亲笔，也有代笔，有真迹，但更多赝品，要想真正认知乾隆御笔书法，首先要全面考察和梳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之所以这么说，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故宫收藏的乾隆御笔书法有数千件之多，实物资料非常完整和丰富，另一方面，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御笔书法作品中绝大多数属于清宫旧藏，从其创作完成之日就再没有离开过紫禁城，在真伪和时代归属上均无疑义，完全可以作为鉴定乾隆御笔书法的“基准作品”。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的书法，在形式上有手卷、立轴、册页、镜片、对联、贴落、屏风、成扇、匾额等等。其中立轴主要是自书其五言、七言御制诗，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书《戊寅元旦试笔诗》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书《万树园赐宴诗》轴等等。册页分为大小两类，纵20cm以上的大册页多为手录御制诗文，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行书怀旧诗》册，录怀旧诗二十三首，计“三先生三首，五阁臣五首，五功臣五首，五词臣五首，五督臣五首，又自题一则”，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行书八耄念之宝记》册等等，又有写经多种，如《金刚三昧经》、《圆觉了义经》、《黄庭经》、《妙法莲华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四十二章经》、《般若多罗蜜多心经》等等。

　　其中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楷书楞严经》，共计10册，自“四月廿七日书起”，至“八月上弦日书竟”，历时4个月，堪称巨制。纵不足15cm小册占了乾隆御笔书册数量的大半，这些小册页多为乌丝栏、碧丝栏、赤丝栏藏经纸，内容多为临写历代名家法帖，由于这些册页尺寸小巧，轻便易取，非常适于乾隆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晤对自己喜爱的古人法帖，“偶临临以娱几暇”。

　　梳理这类小册页，我们可以发现，乾隆对王羲之书法尤为偏好，在他所临习的古代各家法书中，王帖占相当大的比重，“爱为上、舍子、都邑、清宴、蜀都、儿女、袁生、太常司州、宰相安和、远宦、周、种菊、中郎、飞白、味佳、竹杖、嘉兴、安西、益州、省飞白、差凉、清和、临川、知欲东、知念、诸怀、得西、瞻近”等等诸帖，乾隆都是心追手摹，其中有的帖还曾一再临写，不下十数次之多。

　　故宫藏乾隆御笔书法手卷有近500件，内容也最为丰富，以手书其重要的御制诗文为主，有纪行述事，用以“敬告后人以明予志”的《行书南巡记》卷、《行书十全记》卷、《行书五福五代堂记》卷、《古稀说》卷;有国是政论《修德修刑论》卷、《行书开国方略序》卷;有时令诗《行书四时诗合》卷，计“生春”二十首，“生夏”二十首，“生秋”二十首，“生冬”二十首，共八十首合装一卷，引首自题“四序环庚”四字，钤盖“落花满地皆文章”白方闲章，用清宫特制纸梅花玉版笺书写，洋洋大观;有读史感想如《读易系辞上传第五章》卷、《读宋史河渠志》卷、《行书读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卷等等。

　　谈到乾隆书法，清代书史均称其“仿松雪”，事实上，乾隆一生都在追摹历代先贤的书迹。满清入关之后，由于帝王对书画珍玩的嗜好，使大量艺术珍品汇入宫中，乾隆时期内廷收藏的历代法书名画就曾达数万件之多，存世的晋、唐、宋、元法书几乎被搜罗无遗，清宫盛极一时的书画收藏为乾隆观摩临习历代名家法书名帖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乾隆皇帝的临池之功，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属意于“二王”之外，对其他的古代法书铭拓也是情有独钟，无不刻意临写，一摹再摹，如《行书临钟繇力命帖》卷等等，可见其对历代书家的心追手摹之勤，至老不辍。

　　然而在考察了这些连篇累牍的临帖之作以后，我们也会发现虽然乾隆对宫中收藏的历代法书“无不观殆遍”，但他的临写基本上只是流于形式，单调而略显乏味，殊少形神兼备的临帖之作，多是“出以己意，任笔为之，不拘于规矩法律”，所谓“正不在效颦前人也”，所以今天看到的乾隆书法，临习之作与自书诗文一样，都是以其自身的面目出现。

　　乾隆的书法各体兼能，但以行书最为常见，楷书主要用于写经，草书多为临帖之作，个别也用章草，如《香山游胜感诸胜诗》册等，但很少见。故宫博物院收藏纪年最早的乾隆墨迹是楷书《如来陀罗尼经》册，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此册绢本，有金丝楠木函套，装潢精美，是乾隆身为宝亲王时为父皇雍正准备的祝寿贺礼。自题“臣弘历斋沐敬书，皇父万寿万万寿。雍正乙卯予小子敬书是经，拟俟皇父六旬万寿恭进。”前后附“维摩护法图”、“维摩授教图”等工笔佛教画三开，书法学李邕。

　　最早的行书见于其尚为宝亲王时所绘《九思图》卷和《三余逸兴图》卷上的题识，作于雍正十年(1732年)，乾隆22岁，书法清秀柔润，追求赵书风韵。在其后的数十年直至去世，乾隆的行书基本上都是这一种面貌，正如《岳楼笔谈》所评“圆润秀发，盖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无变化”，乾隆的书法正如同乾隆的时代一样，“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

　　乾隆喜欢书法与诗是出了名的。他的“御制诗”总数达43584首，竟可与唐代300年2200多位诗人存世诗的总和相比(而《全唐诗》有48000多首诗)。这位诗数考第一的大皇帝竟没有一首名诗传世，优秀诗人森林里也没有乾隆的名字。只能说是应验了这样的话“自古时间最公正，从来不留贵人头”。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的御题书法的价值却坐上了灿若繁星的中国书坛的头几把交椅。但也应该承认，乾隆对书法的投入与产出是成正比的。最起码将王珣《伯远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中秋帖》定为“三希帖”，并在《伯远帖》上题跋褒扬，于空白处补绘树石。冠以“三希”为名，编刻大型法书丛帖《三希堂法帖》。说明他对书法是真正投入的。那时是康、乾爷孙俩对“馆阁体”书法的钟爱及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的高峰期，“馆阁”也就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书法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