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王铎一生所求的临古难度与创造性

 　　（9月2日，浙江美术馆讲座实录）

　　欢迎各位朋友，坐在地下的朋友，辛苦了。这次因为余馆长的邀请，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对王铎的研究，今天我们通过临古活动来观察王铎的创造性。

　　关于王铎，在座各位都有所了解，他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崇祯年间做到了礼部右侍郎，亡国前夕，也就是1944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没有来得及上任就逃亡到江浙一带。当年5月他接受弘光小朝廷的任命，成为内阁大学士，在南京短短一年后，清军兵临城下，他和南京文武群臣开城投降。1646年春天，他在北京接受了清廷的任命，成为一名贰臣。在清朝，他一共服务了七年，担任礼部侍郎兼管弘文院事，七年中他的职务没有任何升迁。

　　王铎万历20年出生，我们在转换成西历后一般都会写成1592年，但是有一篇新的文献，从中我们确知他的生日是那一年12月10日，因此转换成西历，应该是1593年的1月12日。大家以后不要再写错。

王铎

　　王铎入清以后，并不像钱谦益仍有反清的欲望与行动，尽管有着“命在复何语”的羞耻感，但他告诫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努力为新朝服务。对于前朝，他也常常有强烈的批评，对于崇祯帝的用人政策、军饷的吝啬，对于弘光帝在他和首辅马士英的矛盾中，始终没有站到他那边，都感到非常愤恨。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王铎对于政治生活已经非常冷淡，另一方面，在文化领域建立起个人权威的欲望却愈加强烈。在文学上，他以锺惺、谭元春的竟陵派为超越的对象，在书画领域，他则选中了董其昌。

　　王铎和董其昌的年龄差了接近40岁，在1620到30年代，他们曾经是同事，王铎对董其昌也表现的非常谦恭。可是在1636年董其昌去世以后，王铎不断表现出挑战董其昌的冲动。在楷书《王维诗卷》的跋文中，他特别写道：“书绫卷者鲜书楷法者，即华亭玄宰亦未之觏也。”如果你有比较好的语感，你大致可以体会到，在绫卷上书写楷书比纸本有更大的难度。事实上，王铎一生都在强调艺术创作当中的难度。

书绫卷者鲜书楷法者，即华亭玄宰亦未之觏也。

　　这种对董其昌的挑战到王铎的晚年变得越来越直白，去年富春美术馆办的展览中，有一件北京故宫藏赵左《富春大岭图》，王铎在题跋中说，董其昌的画不如赵左，虽然他也知道赵左是董其昌的代笔人之一。经过比较，他认为赵比董厚，整体格局也比董宏大。至于书法，只有小楷还能看，“草行大书，予不敢议。”其实就是不值一提、没法评价的意思。除了对董其昌本人的批评之外，对于以董其昌为核心的松江派，王铎的批判也不遗余力。

《富春大岭图》

　　同样在书法中，他也觉得不能以董其昌为模范。在大量的题跋中，王铎都会提到“近派”或是“时流”，所指正是董其昌的流派，这个时候董其昌门生遍天下，王铎朋友圈中，起码有20位以上是学董字的。所以王铎提出，我们要向一个更远古的传统学习，所谓“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王铎对于有难度的东西，一直很强调。

王铎跋临帖册

　　今天要讲的题目，我分五个方面。

　　先讲范本。在王铎以前，我们知道的取法范围比较大的是明中叶的祝允明，张凤翼说他“弄一车兵器”，也是就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王世贞总结的也就是晋唐宋元的一流名家。相比之下，王铎留下了近300件临作，统计和排比这些作品，我们发现他的取法范围包含了接近100位书法家(包括无名氏)的300件作品，这在王铎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他的临摹带有一种炫耀性。我们今天所知的宋代以至明末清初的刻帖，王铎都曾学习过，此外还有大量的单刻帖。

　　王铎的临帖活动从未停止过，今天所知最早一件，是1624年他刚刚庶吉士散馆任翰林院检讨时期，最晚一件则是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651年9月。可见他一直保持着临帖的习惯，无论在官署、家中，还是旅途。

　　再看他每天书写的量，我所知道写的最多的一天，是1649年2月17日，他正在会试考场，这一天稍有闲暇，但不断有人拿扇子来，拿绫卷来，多如牛毛，这一天他一共写了四五十件。

　　临《汝帖轴》的题跋中，1646年8月2日，他临帖15件。他真不是吹牛的，除了我们展览中的这件作品，朵云轩所藏《临柳公权》也是写于这一天。

　　但是王铎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不学怀素，怀素是一个重要的草书家，王铎自己也擅长草书，可是他认为怀素坏了规矩，故不加临学。他多次声称所学的是张芝、王献之、柳公权，在上海博物馆一件作品的题跋中，他说有人认为他学了怀素，于是连续写下了三个“不服”。王铎不学怀素也许是大家熟知的，但有两位是大家想不到的：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在明代非常受追捧，但王铎的临摹作品中，我们真的一件临摹苏黄的都找不到。这或许与王铎对苏黄的诗文不屑一顾有关。他认为宋元弱嫩，不敢宗法。又说“诗文不愿观苏轼”，“学诗誓不傍苏、黄”。

　　但奇怪的是，王铎学很多名气一般的书家的字，像南朝梁的王筠，王铎这一生曾多次临摹他的作品，在王铎之前，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他。又如《摄山栖霞寺碑》，是集王字碑，但名气比《圣教序》、《兴福寺碑》小的多，而且是宋代翻刻的。但王铎有临摹的作品。

　　再比如张芝，他的《冠军帖》宋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伪作，但王铎一而再再而三地临摹，且多次为这件作品辩护，如说“如二王法芝，或谓为赝，强作解事，可哂。”王铎其实不在乎这个东西真的是假的，他只是关心这其中有没有他可以汲取的东西，所谓道在瓦甓。虽然王铎始终将晋代名家视为书法的源头，但1643年以后，他也开始大量收藏、学习汉代隶书碑刻，那些都是非名家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王铎的取法观念与清代碑学有逻辑上的前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