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的石鼓文身世之谜

　　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石鼓自出土到现藏于故宫博物馆，石鼓历经千百年风雨沧桑，在不断的朝代更替中，辗转多地，也受到了诸多文人墨客的“赏识”，其故事一直被人津津乐道，除此之外，它的身世之谜也是千百年来所争议的……

博物馆中成列的刻有文字的石鼓

　　对于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暂无定论。因此成为诸多文人学者一直考究的问题。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众多的说法都有所根据，但却都无法成为定论，对于石鼓刻与什么时候，现有3种大的说法，每个说法下面又有具体时间的系统阐释，或许通过众多说法的对比和考究，会得到一个合理答案吧!

　　主周说

　　“主周说”起始于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 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 西周成王说。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于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于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于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吴昌硕临写石鼓文

　　3。西周宣王说。此说产生于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苏勖于《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李嗣真于《书后品》中赞同。后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由于籀文已于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后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后世之字书，辨认无据，于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于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于此时。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后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主秦说

　　1。 秦襄公说。杨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之后，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 秦文公说。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 秦德公说。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盘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于德公迁雍之后。段扬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后》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于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