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艺术从哪里来?从古至今，从东到西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思惟菩萨像。此像铜质鎏金，高11厘米，以失蜡法铸成。

唐 思惟菩萨像 上海博物馆藏 高11厘米

　　此像铸工精湛，发丝眉目历历可见，璎珞飘逸，手指纤细，宽度不到1厘米，圆形台座上的莲瓣装饰线条浅细流畅而清晰，衣裙褶皱随体起伏，质感逼真，体现出青铜铸造的高度水准。此像作典型菩萨装——双腿交错盘坐于莲台之上，左手屈肘撑腿，右手屈肘托腮，低头右倾，敛目向下，仿佛正沉浸在冥想之中，是佛教所谓的“思惟相”。

菩萨装示意图

　　思惟像是表现菩萨禅修思惟，觉悟证道的造像形式，其造型的关键特征是“思惟手”。据成书于唐代的《大日经疏》解释，思惟手是“稍侧头，屈手向里，以头指指颊”，即以手支颐，侧头配合的姿态。在目前可以确认的思惟像中，无一不是采用了这一动作。

　　同时，作为思惟菩萨的形象，通常还要搭配一足置于另一腿之上的“半跏坐姿”和沉思或微笑的表情，只是腿足姿势和表情的使用似乎并非特别严格，偶有不同的形式出现，如这件馆藏的唐代思惟像，即未作典型的半跏坐姿，因此亦显得格外珍贵。

　　思惟像渊源久远，在印度佛像的发源地犍陀罗和秣菟罗造像中都有发现，尤以犍陀罗为突出。由于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罗马艺术影响，有许多学者认为，地中海沿岸古代希腊、罗马墓葬石碑或石龛上的悲哀妇女形象，很可能就是印度思惟像的远源。

三面浮雕 希腊 公元前450至440年

　　位于浮雕右侧的是谷物女神德墨忒尔，她正以手遮面哀悼她的女儿，冥后泊尔塞福涅

　　思惟像传入我国的时间很早，在三国晚期的吴镜中，已经可以见到，但并未流传很长时间。

佛像夔凤纹镜 三国 吴 直径16.3cm

　　时代约当三国吴晚期(公元3世纪中期)。镜背饰有以相对夔凤纹为间隔的四组佛像，分布于柿蒂型钮座中，其中三组为坐佛，一组为思惟佛及其前后的跪拜和侍立者。这是我国最早期的佛像艺术品之一，其时代与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盛期不远。这种纹饰的镜子仅见于南方，流行时间较短，其粉本可能是自秣菟罗地区经西南陆路或海路的南传路线进入中国的，与北方地区后起的思惟造像渊源不同

　　在北方，十六国时期的北凉佛塔上出现了思惟菩萨的形象，后在敦煌、克孜尔、乃至云岗、龙门等石窟中都渐次可见，表现形式则有石刻、泥塑、壁画、造像碑等。可以说，思惟像是5-6世纪中国佛教艺术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北朝晚期，尤其是东魏至北齐时期，单体的思惟像一度非常流行，造型语言也日渐丰富，不但造像背景由简至繁，造像形式也由单像变为对称双像。

白石双思惟菩萨像 北齐 故宫博物院藏

　　北朝晚期的思惟像制作，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及与之毗邻的山东北部地区。从冀鲁两地出土的思惟像在时间、形式上的关系推测，单体思惟像可能是首先流行于河北地区，并逐步传播影响至山东地区。

河北曲阳出土的思惟菩萨像

　　河北地区的思惟像主要出土于中、南部的曲阳、藁城、唐县等地，其中尤以曲阳地区为多见，时间则从东魏一直延续至隋。形制小且数量多，多用大理石制，结构繁杂，多以龙树为背景，有较多双思惟像，造型风格与该地区的金铜佛像有着密切关系，衣纹手法多样，狮子座较为粗放

山东青州出土的思惟菩萨像

　　山东地区的思惟像主要出土于北部与河北相近的无棣、青州、博兴等地，时间集中在北齐阶段，比河北地区的思惟像出现稍晚。形制适中，多单体像，风格更趋自然洗练

　　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之中，由此顺风向朝鲜半岛出航比较方便，自然成为大陆与海东地区佛教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北朝晚期的思惟菩萨像即于这条路线传入三国时期的朝鲜，于六世纪后半期至七世纪后半期颇为流行，而至七世纪，又由海路从朝鲜传播至日本，集中流行了一个世纪之久。无论中国朝鲜还是日本，思惟像的流行都只维持了比较短暂的时间，中国的思惟像自隋以后逐渐少见，至唐已罕有描绘塑造。

　　一般认为，思惟菩萨表现的主题，是释迦牟尼在树下思惟，觉悟证道的情景，故而思惟像的主体，应为成道前的悉达多太子。这一主题，无论在犍陀罗还是中国北方几大石窟的壁画及石刻所表现的佛传故事(即佛的生平故事)中都有反映。东魏至北齐时代流行的单体思惟像中，有一些带有明确的题记，称为“太子像”，也可以确认为表现这一主题。

云冈六窟后室南璧 决意出家佛传图

　　表现悉达多太子于夫人床前沉思，决定出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