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镜中的花卉源流

　　1976年广西恭城县栗木镇出土了一面唐镜，直径12.3厘米，缘厚0.65厘米，圆形，圆钮。内区有6朵团花环绕钮座，花间有小卷叶纹补空，外区刻有铭文带，内外区之间及铭文带外围装饰有短斜线及连珠纹。与此类似的纹饰大量出现在唐代铜镜中，被称为团花镜，是铜镜断代的典型器物之一。

　　唐同心簇六团花铭带纹铜镜 1976年广西恭城县栗木镇出土

　　唐宝相花镜

　　还有这种放射式宝相花镜，是由团花镜演变而成。不同之处在于，团花相间的小卷叶纹互相连接起来，向外区作放射状分布。团花也不再拘泥于圆圈内，形态更加自由开放，花朵更加抽象，即唐代各种装饰艺术中常见的宝相花。

　　中国铜镜经过千年的发展后，到唐代迎来了第二次顶峰。唐代铜镜不仅存世量多，并且器形突破了圆形的限制，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方形、亚方形等铜镜。制作工艺方面，唐代工匠创造了一些特种工艺镜，如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贴金贴银镜等。唐镜中最突出的变革，还属镜面纹饰和布局上的创新，它一变汉代以来的拘谨刻板为自由生动，给人一种清新优雅的感觉。

　　奇怪的是，现在被视为唐代典型纹饰的团花与宝相花，在隋唐之前并未出现过，而却在从隋至唐这一时期大量涌现，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时代原因?

　　外来文化的影响

　　如此精美的花卉纹饰其实在人类早期文明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的创造者生活在远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古希腊。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名为耶波鲁博斯之盘的陶器，产于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古希腊。

　　约公元前600年左右 古希腊耶波鲁博斯之盘

　　盘中相对两人的头部上方绘有4个流畅的旋涡纹，两两相对，组合成一个半圆，成为一个隐蔽面孔的卷发。盘内背景绘有许多圆形的图案，或在其圈内装饰有旋涡纹，或在其外绘满椭圆纹，这或许说明，曲线是当时希腊人喜爱的装饰手法之一。制作于公元前515年的红绘式搏斗陶瓶，与稍晚时的阿拉卡红绘巨爵都绘有相似的装饰带，靠近器物口沿和器身底部是由藤枝相连的小叶纹，简单而不失优美，或许可以看作近千年后盛行于中国的唐草纹的雏形。前文提到的饰有6朵团花的镜中团花相间的小卷叶纹便与其相似。

　　红绘式搏斗陶瓶 古希腊 约公元前515年

　　阿拉卡红绘巨爵  古希腊 约公元前455～前450年

　　汉代铜镜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其装饰纹饰也有以植物为原型进行变形的四叶纹、草叶纹等。

　　汉草叶纹镜

　　这些纹饰相对简约，多呈左右对称逐个点缀在铭文之间，没有成为整个镜面上的亮点。隋代开始，铜镜上的植物纹饰开始流畅起来，花叶的变形趋向活泼，以宝相花为主题的纹饰，更成为这一时代的鲜明特征。唐代是中外交流最活跃的时代，外国人涌入中原，与唐人混居在一起，尤其是西方的来客带来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品，对唐代的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国力强盛，东西交通频繁。中国和亚细亚的商人们进入欧洲各地推广东方工艺品，欧洲和西亚的商人们也由西域深入中国内地宣扬欧洲和西亚的工艺，因而东西方的艺术得以相互交流。唐代在中国生活的众多外国人中，西方人无疑是人数最多的。他们顺着丝绸之路深入中原，多在长安、洛阳等城市定居，开设店铺，经营各种买卖，独有的异域风情深深吸引了崇尚新奇的唐人。西方人喜爱玲珑的曲线、繁满的构图形式，这对寻求工艺突破的铜镜铸造工匠们是极大的启迪。有学者认为，在东方称为唐草的卷草样式的纹饰，应当是接受了西方纹饰的影响。

　　宗教思想的影响

　　沈从文认为，宝相花图案是唐代铜镜中具有代表性的花样纹饰。宝相花是“将某些自然形态的花朵(主要是荷花)，进行艺术处理，变成一种装饰化的花朵纹样”。莲花是佛教信奉的圣物之一，佛陀出世后就走了七步，每走一步，地上便生出一朵莲花。传播佛教教义的地方，随处可见莲花的形象。南北朝时期的石窟寺中，莲花图案就已经广泛出现。如敦煌建于北周时期的428窟的窟顶，中心雕刻大莲花图案，棋盘式的菱形外围有4个飞天居于四角。

　　北周敦煌428窟窟顶 纵190厘米，横175厘米

　　唐代，随着佛教艺术的发展，莲花纹饰也普遍运用到了建筑、日常用品装饰的各个方面。将莲花进行抽象变形刻绘在铜镜上，也是佛教走向百姓生活的一个折射。

　　发现于1999年山西太原的虞弘墓，以及发现于2000年陕西西安的安伽墓，分别建于约579年和592年左右，墓室内的石刻绘画反映了祆教(拜火教)的性质。祆教是中国古代对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称谓，它是西亚三大新宗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之一，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以祆教为国教的伊朗萨珊王朝末代国王伊嗣侯与阿拉伯军交战被杀后，其子卑路斯败逃至吐火罗。唐显庆六年(661年)，向唐朝求援。

　　公元6或7世纪 古代波斯连珠纹残丝布  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