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吟（二章）

插图：郭红松

马神庙胡同

现在，知道北京煤市街上有个马神庙胡同的人少了。马神庙分大小马神庙胡同，这是明朝就有的老胡同，明朝对马很敬重，有祭祀马神的传统，老北京的马神庙很多。大小马神庙胡同，当初就是因为建有两座大小马神庙而得名。随着城市发展变迁，人口增多，房子不够住了，就把破败的寺庙变成了大杂院。大小马神庙，大概凋败于民国时期，人们送走了神像，住进了一家老小。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小马神庙胡同分别改名为培英胡同和培智胡同。原来的大马神庙旧址，在培英胡同20号；小马神庙旧址，在培智胡同27号；只是庙的模样是一点儿也看不着了。近年胡同游兴起，很多人知道培英胡同里有梨园界号称“通天教主”的京剧名宿王瑶卿故居，去那里拜访的人很多。十几年前，我也曾专门拜访过这个地方，是一座很幽静的老宅子。世事沧桑，当年祭祀马神的地方，如今成为人们遥想京戏之地。

我对马神庙胡同感兴趣，是因为这条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胡同，当年也曾经叱咤风云过。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家叫作《正宗爱国报》的报纸，便在小马神庙胡同里风生水起。

五四运动前后，宣南地区是北京报纸的重地，很多报纸都在这里创办。这和宣南拥有自己独有的文化传统有关。戊戌变法的重要思想家，很多都住在这里，变法失败之后，其思想变革的种子，深埋在这片土地上。辛亥革命前夜，纷纷如雨后春笋的报纸诞生在这片土地上，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以说，当时的宣南地区，不仅是北京而且也是全国的报业中心。仅从1900年中国第一家白话文报纸《京话报》开始，到1919年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截止，粗粗算来就有74家报刊在宣南聚集，其中一部分在为辛亥革命和后来的五四运动推波助澜。可以说，它们和南方的报刊特别是如《苏报》等著名报刊，起到了相互呼应引领潮流的作用。

相比这些著名的大报，《正宗爱国报》只是一家小报纸。但是，当时它所起到的作用可是不小。兼这份报纸的主编社长记者编辑发行于一身的这个人，更是让我格外敬重而难忘。

他叫丁宝臣，是位回族人。他自称是这份报纸的“总理”。在爱国报前加上“正宗”二字，可见那时标榜爱国的报纸鱼龙混杂，跟当时的真假王麻子刀剪铺一样多得让人乱花迷眼。而且，所爱的“国”的概念，更是完全不同，很多报纸宣扬爱的是大清国的“国”呢。丁宝臣办的是一张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报纸。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顽固腐朽的封建统治，终结了一个老迈龙钟的帝国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正是丁宝臣的思想，他所创办的这报纸上的“国”字才有了真正的意义。

丁宝臣以前行医，他所走的道路和鲁迅相仿，也是弃医从文之路。他能写一手好文章，又有敏锐的新闻嗅觉。他和他的报纸竭力为辛亥革命鼓与呼，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8月，孙中山来京，北京报界举行欢迎会，孙中山来到位于如今两广大街虎坊桥南侧的湖广会馆，和北京报人会面，并进行了演讲。正是丁宝臣的这张《正宗爱国报》，首次刊登了孙中山先生与大家的合影，让北京市民知道了孙中山来京的消息，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不要小瞧了这样的报道，这是北京城里的普通百姓第一次知道孙中山来到京城的消息，而且是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的照片，对比这位民国大总统和清朝皇帝的区别，其作用比一般传闻要直观得多，也强烈得多。可以说不少北京人是看到了这幅照片，对辛亥革命才有了一点了解和认识。在鲁迅先生看来，一般百姓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是隔膜的，以为不过是剪掉了头上的一条辫子而已。这时候，对于辛亥革命民主与共和意义的启蒙，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宣传，便有赖于知识分子，有赖于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的阵地。

袁世凯称帝后，该报又连续发表了丁宝臣写下的犀利文章，反对称帝，支持讨袁。袁世凯盛怒之下，下令最后将丁宝臣杀掉。这是1913年的事情，那一年，丁宝臣才37岁。

在无数为辛亥革命牺牲的烈士中，丁宝臣应该算是其中一个。这和辛亥革命之前发生在南方的《苏报》案逮捕章炳麟和邹容，最后邹容牺牲，几乎如出一辙。这和以后民国初期同样作为报人的邵飘萍和林白水，在他们主持的《京报》和《社会日报》上，尊崇“说人话，不说鬼话；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办报主张与人生信条，面对当时军阀的威胁而无所畏惧，以至最后在北京天桥先后被军阀残杀，几乎也是一样的。

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如今我们还能够记住或提起章炳麟、邹容、邵飘萍和林白水，但是，还有多少人记得同样作为报界先驱的丁宝臣呢？这是我记住丁宝臣和他创办的《正宗爱国报》的重要原因。

北京城南有很多胡同消失了。所幸的是小马神庙胡同还在，逛大栅栏的人很多，往南走几步就是小马神庙，那里曾经有过去的风云，有牺牲时只有37岁的丁宝臣。

南横街

南横街是一条老街。金代在北京建都，南横街的地理位置，正对着当时皇城之东的宣华门。都城建立之后，南横街成了与北面的通往广安门的骡马市大街相平行的东西两条主干道。南横街，就是在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鼎盛期应该在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

在清《顺天府志》和《京城坊巷志稿》中，曾经记载着这条老街的辉煌。那时这条街上的寺庙和会馆很多。寺庙有：千佛寺、圆通观、华严庵。曾文正进京曾两次住在千佛寺。会馆有：祥符、嘉兴、全浙、淮安、孟县、泾县和粤东会馆。其中粤东会馆最为出名，几乎能够坐定京城会馆第一把交椅的位置。

《石遗室诗话》中记载：“吴柳堂故宅，在南横街，仿杨椒山故宅例，以祀柳堂，门有匾额。”吴柳堂在清末非常出名，他不仅是诗人，更是敢于直言劝谏朝廷的官员，他最后直言谏诤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未果而自缢，震惊朝野。因有不少官员、名人、诗人居住于此，这里有名有号的书斋不少，有椒书屋、绿云书屋、青筑堂、宝翰堂……清诗有句：“横街地近藉坛东，岁岁槐阴满院中，隔巷书声滂喜接，连墙诗老放庵同。”这里说的“滂喜”，指的是旁边米市胡同潘文勤的书斋滂喜斋。当时这里即使算不上高档住宅区，也是文气十足。

南横街，从来不是一条商业街，而是一条文化街。这之后也就是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时期，这条老街周围居住那么多的有识有志的知识分子，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个地区，一条街道，如果有了文脉的积淀，是可以延续的。

但是，延续是有条件的，那便是这个地区这条街道在时代变迁中的地理位置，与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否匹配。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地理相关联的宣南文化，在民国时期逐渐衰退。到了北平沦陷期和北平解放之后，南横街已经完成了从文化街到贫民街的转型。一条老街的文脉就此消失殆尽。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时的南横街已经败落，甚至与和它平行的骡马市大街都无法相比了。骡马市大街因有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商业发达，常常是车水马龙。而南横街上那些香火鼎盛的寺庙，和那些曾经往来无白丁的会馆，都已经沦为人口密集的大杂院。

那时在南横街有周家两兄弟，冬天里卖的烀白薯非常出名。

在老北京，烤白薯是最平民化的食物了，便宜，又热乎。民国时，徐霞村先生写《北平的巷头小吃》，提到他吃烤白薯的情景，夸张地用了“肥、透、甜”三个字，真的是很传神。

还有一种煮白薯的吃法，今天已经见不着了。在街头支起一口大铁锅，放上水，把洗干净的白薯放进去，一直煮到把开水耗干。因为白薯里吸进了水分，所以非常的软，甚至绵绵得成了一滩稀泥。想徐霞村先生写的“肥、透、甜”中那一个“透”字，用在煮白薯上更合适。白薯皮在滚开的水里浸泡，犹如贵妃出浴一般，已经被煮成一层纸一样薄，呈明艳的朱红色，浑身透亮，像穿着透视装，里面的白薯肉，都能够丝丝的看得清清爽爽，才是一个“透”字承受得了的。

老北京人又管它叫作“烀白薯”。烀白薯的皮，有点儿像葡萄皮，包着里面的肉简直就成了一兜蜜，一碰就破。因此，吃这种白薯，一定得用手心托着吃，那劲头只有和吃喝了蜜的冻柿子有一拼。

那时候，周氏兄弟俩，把着南横街东西两头，各支起一口大锅，所有走南横街的人，甭管走哪头儿，都能够见到他们兄弟俩的大锅。

别看卖的只是这么个简单的吃食，对白薯的选择是有讲究的，和烤白薯有区别。一定不能要那种干瓤的，不然烀出来的白薯，就没有喝了蜜的意思了。周氏兄弟选择的是麦茬儿白薯，或是做种子用的白薯秧子。老北京话讲：处暑收薯，那时候的白薯是麦茬儿白薯，是早薯，收麦子后不久就可以收，这种白薯个儿小，瘦溜儿，皮薄，瓤儿软，好煮，也甜。白薯秧子，是用来做种子用的，在老白薯上长出一截儿来，就掐下来埋在地里。这种白薯，也是个儿细，肉嫩，开锅就熟。而且，还有一条，便宜。

当然，关键的是，只有这样的白薯烀到最后留在锅底的，才能够带蜜嘎巴儿。过去卖烀白薯的都这样吆喝：带蜜嘎巴儿的！这个“蜜嘎巴儿”，指的是被水耗干挂在白薯皮上的那一层结了痂的糖稀。民国有竹枝词专门咏叹这个“蜜嘎巴儿”：“应知味美惟锅底，饱啖残余未算冤。”那是包括我在内的小孩子的最爱。

周氏兄弟卖烀白薯，兼着五月里卖五月鲜，端午节卖粽子，这些东西也都是需要在锅里煮，大锅就能一专多能，充分利用。周家这兄弟俩，会做买卖，比起别家，他们更讲究一些，会用盘子托着烀白薯、五月鲜和粽子，再给人一支铜钎子扎着吃，免得烫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统统把这些小商小贩归拢到了饮食行业里来。南横街上，从此也就消失这样一道风景。

如今的南横街，风光更是不再。不要说历史上鼎盛期相比，就是和我二十年甚至十几年前去那里相比，都难以看到它的旧貌了。面目皆非的南横街，如今最有名的，一是悯忠寺，一是小肠陈。悯忠寺，原来不在南横街上，而是在街北里面。南横街的拆迁，让悯忠寺显露了出来。小肠陈卖卤煮出名，不过，它的老店并不在这里。每次路过小肠陈的时候，总会让我想起当年把着南横街东西两个街口卖烀白薯的周氏兄弟。或许，是让小肠陈桃代李僵，替换他们兄弟俩的位置吧，让人们别把过去关于这条老街残存的那一点儿记忆完全斩断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