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乡愁

尹瘦石先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从太湖登陆宜兴。十八岁的父亲尹瘦石与不愿做亡国奴的同学毅然辞别故乡踏上了流亡之路。一路上他目睹了同胞逃难的悲惨景象，遭遇了敌机轰炸时伤及面颊和手指，在心中不断积累着对日寇的仇恨。到达武汉后他参加了义勇队，将一路上见到的颠沛流离难民的凄惨生活绘成《流亡图》，题写明末夏完淳“逢人莫诉流离事，何处桃源可避秦”的诗句于画上。武汉失守后，父亲再次踏上流亡路，到长沙遭遇大火劫后余生，几经辗转来到桂林。在桂林父亲结识了从香港转移来的柳亚子先生，两位隔太湖相望的同乡相会于战乱中的桂林，亚子先生不禁感慨万千地赋诗道：阳羡溪山君入画，吴江风雨我惊魂。如何异地同飘泊，握手漓江认酒痕。对故乡的思念情浓诗中，两人遂成为终生的朋友。一九四五年他们在重庆迎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一同以“柳诗尹画联展”的形式，表达对这一历史时刻的庆祝。于国家危亡之时离家出走，历经磨难始终以画笔为抗战鼓与呼的父亲，在心中始终深深怀念着故乡。在飘泊不定的生活中，故乡始终是他心中温暖的精神家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有机会回到阔别十几年的故乡。定居北京后，他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变化发展。在我成长过程中，父亲为我们讲述了许多有关宜兴历史风俗的故事，使我幼小的心灵中便拥有了故乡的概念。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与同院小朋友一起制作风筝。父亲见到后，立刻流露出极大的兴趣，对我说咱们老家是风筝之乡，风筝工艺早在宋朝就有了，我小时候每年清明时节便在太湖边放风筝。父亲教我们将竹片劈成细条，点燃蜡烛将其熏烤弯曲成型，再以线绳扎牢，糊上宣纸，并亲自为风筝画了图案。然后对我说：“下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放风筝。”

我端详着手中的风筝，疑惑地说：“能放得起来吗？”父亲自信地说：“放得起来。”

那天到了天安门广场，父亲抖动着风筝线，很顺利地将风筝放飞到了空中。正当我高兴之时，走来一位瘦高的伯伯，来到父亲近前，微笑着递给父亲一个制作精美的仙鹤风筝。父亲接过风筝递给我，让我谢过伯伯，悄声对我说：“这风筝可不一般，你看过中法合拍的电影《风筝》吧，电影里的风筝就是这位伯伯制作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伯伯是中国画院的画家，北派风筝制作的高手马晋先生。

父亲对故乡的一片赤子之情，在生活中经常流露出来，深刻地感染着我们，使我也不断增加着对故乡的情感。

晚年的父亲，对故乡的情感更加浓厚了，只要有机会他便会回到故乡。一九九二年父亲毅然决定，将自己毕生创作的代表作和重要收藏无偿捐献给家乡。宜兴为父亲修建了艺术馆永久保存展出，并将艺术馆设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一次回乡时，父亲深情地为出生地周铁镇的古银杏画了速写。据宜兴《三国碑·祥瑞记》和《阳羡风物考》记载：此古银杏是东吴孙权之母吴国太于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亲手植于周铁太湖入口处的,已历一千八百多年风雨沧桑，至今枝繁叶茂、一派浩然正气，是目前太湖仅存的古生物标志。携速写回京后，父亲便以《乡情》为题，图成一幅树干墨色苍劲、金黄秋叶遮天蔽日的大画，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在父亲弥留之际，我守护在他身旁。一天半夜，他突然惊醒，告我刚才在梦中回到了故乡，回到了他曾任教的王茂小学。学校设在一座寺庙中，那年夏天父亲感染了疟疾，盖着棉被身体为汗水浸透，却依然瑟瑟发抖感觉寒冷。坚韧的父亲，独自睡在庙中，硬是挺了过来。我听着父亲的回忆，那一刻我才深刻地理解了乡愁原来是一种高贵的痛苦。父亲在临终时嘱咐我们：“我是喝太湖水长大的，我走后要将我的骨灰带回家乡撒入太湖。”父亲去世的一九九八年春天，遵照父亲的遗嘱，我带着父亲的骨灰回到宜兴，家乡在太湖为父亲举行了骨灰抛撒仪式。在低沉的汽笛声中，我将父亲洁白的骨灰撒入太湖，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父亲骨灰在飘落太湖时，立刻便融化在了湖水中。八十年后，父亲终于又回到了他梦系魂牵的太湖怀抱。我特意留了一把父亲的骨灰存入一个白色锦袋，与他生前用过的一枚印章、一支毛笔、一副眼镜，安放在他艺术馆的半身铜像基座中。

光阴荏苒，父亲逝世十八年后，宜兴龙墅公墓为宜兴的文化名人建立了“人文之林”墓园。父亲墓地落成时，我将保存在艺术馆铜像中的父亲骨灰遗物取出，放入铜像基座下面的墓穴中。当我将包裹着父亲骨灰遗物的双手触及到大地时，我感到有一股气息从地下升起着，温暖地回旋在墓穴中。原来故乡也在期待着父亲的归来。从此，父亲将永远温暖地躺在故乡的怀抱中，亲吻着宜兴大地，聆听着宜兴乡音，与魂归故里的潘汉年、徐悲鸿、蒋南翔、储安平……静静地安息在这里，一起伫望倾听着故乡的发展与未来。

古往今来，宜兴一代又一代先贤，以高尚的情操、不懈的努力，奋发有为地在各个领域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人生辉煌，从而使得宜兴这方土地在历史的岁月中不断丰饶厚重。历史已证明，尊重文化教育是宜兴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延续至今的精神血脉。辉煌的历史属于过去，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宜兴正在创造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