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我们编辑的《秦兆阳文集》终于完成并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份献给父亲百年诞辰的礼物。
1994年,父亲在医院病榻上嘱我为他出一本散文集。后来,我们找出他整理的文稿,编辑了《举起这杯热酒》和《回首当年》两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当时我先生陈恭怀问我,怎么不给你父亲出套文集呢?我没有答话,心里却明白,这事应该做,但并不容易。
陈恭怀认为,出文集是迟早的事,就把文集大概的框架和顺序做了初步设计,并大略拟出了父亲的生平年表。
我们想,既然出文集有困难,不如先把父亲没有结集出版过的早年创作的诗歌、剧本、画作和印章先编辑起来。
2008年,曾经访问过我父亲的印刷学院李频先生,出于对父亲的感念和敬佩,要编一本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约我们整理父亲的年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促进,需要做大量的查证搜集工作,由此我们更加清晰地理清了父亲的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的脉络,并把作品名称、笔名、出版刊载刊物一一落实,也陆续地找出了一些手稿和未发表作品。期间,我得了严重的眼疾,但坚持下来了。
2012年,我们应邀参加了父亲家乡湖北团风县举办的“秦兆阳文学奖”颁奖活动,期间,黄冈市宣传部副部长刘民华和团风县宣传部长陆续中,正式提出要给父亲出文集的事。我们非常高兴,很感谢家乡人的深情厚意。这时,李频、王瑞主编的《编辑家秦兆阳研究》和我们夫妇主编的《笔下流情》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
我们全力投入到父亲文集的编辑工作中,不断到首图和国图查找、复印父亲在报刊上发表过的零散旧作,核实了一些作品发表的报刊和时间。妹妹秦燕子在网上还淘到了一本现在非常罕见的、父亲1951年编写的《美术教学参考资料》。弟弟万里和燕子整理父亲的照片和字画,挑选、剪辑,并在电脑上一幅一幅仔细地修饰。幸亏万里电脑操作得好,给后来的图片印制提供了很多方便。他为《文集》写的序,得到许多人的好评,他对父亲作品的理解是深刻的。
更要感激父亲。虽然早年他在报刊上发表的东西在“文革”中损失殆尽,但80年代以后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他都精心保存下来了。奇怪的是,他在战争年代留下的战地笔记和“反右”时期几份资料手稿,以及一些当年批判他的内部材料,竟然也都幸存下来。
根据父亲作品的题材和发表出版时间,我们把文集编排为六部分。我们的原则是,尊重父亲生前的意愿,并且充分客观地通过他的作品反映他的思想历程和创作经历。
1950年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改造》。我注意到,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本小说选中,父亲都没有选用。更有意思的是,1950年,这篇小说发表后不久,他就又发表了对《改造》的检讨。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与其让别人批判,不如自己先批判。在他的遗稿中,我们还找到了他重新写的《改造》手稿,不过已改名为《地主王有德》了。因为仍有余悸,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出集子的时候,对这篇小说选不选、发不发,他还是决策不下。可见,他对这篇小说很忌讳,却又很看重它。这一次是我们帮他下了决心,把《改造》选入了《文集》,让《文集》保持历史的原貌。
《改造》和另一篇名为《沉默》的小说,在反右运动中,一直是他的“罪状”之一。
有人对我说,你父亲也批判过胡风。我说,是的。我们尊重事实,所以把这篇《论胡风的“一个基本问题”》也选进去了。其实他对此类无休无止的批判活动从骨子里极为反感,从这篇文章之后,他就再也不参与了。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批判别人的文章。
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还写了几篇反思性的小说和随笔,有的发表过,有的没发表,在我看来,还不够成熟,写得有些表面化,我们把它选入,因为这和他的真实经历是无法分开的。
翻看父亲的书稿,透过文字,当年的许多场景依稀可见。在河北农村,他骑一辆飞鸽车,一前一后带着我和妹妹,在乡村的土道上穿行,去大清河洗澡。那里的农村有炊烟,有柴草,有庙会,有喜事丧事的热闹和吆五喝六的集市。能看见缠着小脚的妇女挑着一篮干粮、一罐稀饭向田里送饭的情景。还能看见老百姓赶着自己的马车,拉着收获的粮食的那种喜悦。于是,一篇篇充满生活情趣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在他的笔下不断喷涌而出。
1956年是青春焕发的年代,3月中旬,中国作协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会议结束前,父亲带我一起去了。整个会场人山人海,人们激情澎湃,都是一些年轻人,还有很多青年学生,一个个拿着小本,举着笔,一圈一圈地围着作家们等着签名。我看见了赵树理、艾青、马烽、康濯,父亲也被围了起来要求签名,这或许是因为他的那些短篇小说陆续在报刊发表,受到读者们广泛的喜爱吧。
“编辑家最适合我”,这是父亲说过的话,他的理论文章、小说,许多都是从编辑工作中得到启发而产生的。比如《沉默》,他说:“当时我就是给编辑部同人写的一篇范文。”(见1958年《秦兆阳言论》中的揭发材料)
我还记得,那年夏天的晚上,在小羊宜宾胡同3号人民文学编辑部院内,藤萝架下,父亲常和葛洛、吕剑热烈地讨论有关文学的事情。有一次我发高烧躺在屋里的沙发上,听着院子中间的谈话,他们似乎都很激动,所以声音特别大,一直到很晚很晚……
在小羊宜宾胡同人民文学编辑部,推开他的房门,经常是烟雾缭绕,他坐在桌前,背朝我,一手拿烟,一手拿着笔在工作,因为太投入了,烟还把书桌烧了一个碗大的黑疤。有时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胃病,需要把热水袋敷在肚子上。他做编辑做得津津有味,作者发表了好作品,他高兴地请作者吃饭也是常有的事。《文集》中有两篇80年代在《当代》谈话的记录稿,因为谈的都是办刊的事,所以也选上了。
他的编辑生涯中也有失误和值得反思的地方,他当时写的关于《九月寓言》的几点意见也是他精心保存的一份文件,我们也选进《文集》了。父亲的胸襟是坦荡的,我们要向他学习。
他对构思20余年的《大地》十分珍爱,书出版后,曾在两本书上都做了校勘,对印刷中的错漏和需要修改处都做了更正。我把两本中的更正合而为一,作为修正本编进了《文集》。父亲不会想到,他珍藏多年、早年发表的诗作、漫画、剧本,以及他钟爱的书法和画作,这次也被我们编入文集了,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对生活的热爱。最后我先生把编辑的意图和序列,都详细地写在了《文集》的《编者前言》里,只是疏忽了署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父亲在数十年的编辑工作中写下了大量的书信,那是他从内心深处呕出的心血和对文学创作多年经验的积累,但它们分散在许多作家手中,我们已无力搜集和编入集子了。
令我们深感欣慰的是,在去年11月15日的《文集》发布会上,有那么多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虽年近耄耋,仍精神矍铄地到会祝贺发言,赞扬父亲毕生的文学成就,特别说到的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认为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朋友没有忘记他,家乡也没有忘记他。大家都对《文集》的设计、排版、装帧表示赞赏。记得《文集》清样出来后,我们对第一卷的顺序做了大的调整,给责编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他们毫无怨言地完成了。我们很感激他们付出的心血。
我们夫妇俩都古稀之年了,为了看清书稿上的字,我常常不得不像父亲当年一样,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放大镜,一点点地辨识。我先生担负着打字的繁重任务,几十万字差不多都是经他手汨汨流出,积少成多,终于累积成为厚厚的六大本《秦兆阳文集》。
那天我先生捧着《文集》,笑着对我说:“当年我还是个不晓事的小屁孩,在东总布胡同22号大院里就认识了你爸,一直景仰他的高大和谦和。真没想到六十年后,我竟会给他编《文集》。”
写到这里,我们仿佛看到父亲睿智、深邃、慈祥的目光,从我们眼前越过,深情地凝望着广袤的山川大地……
他会满意吗?
秦兆阳短篇小说《偶然听到的故事》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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