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傅是高中同班同学。那时,我们住得很近,我住在胡同的中间,他住在胡同的东口,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两人都是逍遥派。天天不上课,我们更是整天摽在一起。他和他姐姐住一起。白天,他姐姐一上班,我便成了他小屋里的常客。
除了天马行空的聊天,无事可干,白天就显得格外长。要说我们也都是好读书的好学生,可那时已无书可读,学校的图书馆早被封上大门。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来了一套十本的鲁迅全集。那时,除马恩列斯和毛选外,只有鲁迅的书可以读。我便在前门的一家文具店里,很便宜地买了一个处理的日记本,天天跑到他家去抄鲁迅的书,还让老傅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帮我写上“鲁迅语录”四个美术字。老傅的美术课一直优秀,他有这个天赋,善于画画,写美术字。那时,我是班上的宣传委员,每周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出一期板报——在上面画报头或尾花,在文章题目上写美术字,都是老傅的活儿。
老傅看我整天抄录鲁迅,他也没闲着,找来一块木板,又找来锯和凿子,在那块木板上又锯又凿,一块歪七扭八的木板,被他截成了一个课本大小的长方形小木块,平平整整,光滑得像小孩的屁股蛋。然后,他用一把我们平常削铅笔的小刀——是那种黑色的、长长的,三分钱就能买一把——开始在木板上面忙活。我凑过去,见他已用铅笔在木板上勾勒出一个人头像——一眼就看出是鲁迅。
于是,我们都跟鲁迅“干”上了。每天跟上课一样,我准时准点地来抄我的鲁迅语录,他刻他的鲁迅头像;各自埋头苦干,马不停蹄。我的鲁迅语录还没抄完,他的鲁迅头像已刻完了。就见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小瓶黑漆和一小瓶桐油,先在鲁迅头像上用黑漆刷上一遍,等漆干了之后,用桐油在整个木板上一连刷了好几层。等桐油也干了,木板变成了古铜色,中间的黑色鲁迅头像,一下子神采奕奕,格外明亮;尤其是鲁迅的那一双横眉冷对的眼睛,非常有神——那是那个时代鲁迅的标准像,标准目光。
我夸他手巧,他连说他这是第一次做木刻,属于描红模子。我说头一次就刻成这样,那更了不得!他又说看你整天抄鲁迅,我也不能闲着呀,怎么也得表示一点儿我对鲁迅他老人家的心意是不是?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说:“我还写了首诗,你给瞧瞧!”那是一首七言绝句:“肉食自为庙堂器,布衣才是栋梁材。我敬先生丹青意,一笔勾出两灵台。”写得真不错,把对鲁迅横眉冷对和俯首甘为的两种性格的尊重,都写了出来。
老傅就是有才,能诗会画,但做木刻,鲁迅头像是他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自然,这帧鲁迅头像,他很是珍惜。他说做这个太费劲!刀不快,木头又太硬!他把这帧木刻像摆在他家的窗台上,天天和它对视,相看两不厌,彼此欣赏。
一年后的夏天,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先去的北大荒,他后去的内蒙古。分别时,在北京火车站,一直眼巴巴地等他,也没见他来。火车拉响了汽笛,缓缓驶动了,他怀里抱着个大西瓜向火车拼命跑来。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口,使劲向他挥着手,大声招呼着他。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车窗前,先递给我那个大西瓜,又递给我一个报纸包的纸包,连告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说一句,火车加快了速度,驶出了月台,老傅的身影越来越小。打开纸包一看,是他刻的那帧鲁迅头像。
一晃,四十八年过去了。经历了北大荒和北京两地的颠簸,回北京后又先后几次搬家,丢了很多东西,但这帧鲁迅头像一直存放在我的身边,我一直把它摆在我的书架上。而且,四十八年过去了,老傅写过的很多诗,我写过的很多东西,我都记不起来了,他写的那首纪念鲁迅的诗,我一直记得清清爽爽。毕竟,那是他二十岁的青春诗篇,是他二十岁也是我二十岁对鲁迅的天真却也纯真的青春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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