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穿越八十载的风云,为即将过去的2016年留下一道鲜红的底色。在这个“长征年”中,中国作协组织全国数百位作家“重走长征路”,让历史与文学在作家们的笔下再次激荡。今天,我们约请四位参加了“重走长征路”的作家,回顾他们的2016年和他们心中这段难忘的红色征程。
——编 者
不忘的恩情
刘亮程
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住在瑞金沙洲坝农民家的毛主席,正处在一生最落寞的时期,虽然身兼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却没有什么实权,决策红军前途命运的大事都轮不到他发言,连红军秘密撤离苏区的重大决策,可能都没让他参与。
在瑞金中央红军驻地参观时,我关注的是毛主席在长征前夕那段没有权力、不需要操大心的“逆境”中,干的一件小事。
当时的毛主席,除了主持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主动要求到下面调研。毛主席调研的地点是离瑞金不远的沙洲坝,一个干旱少水的地方。一天,毛主席坐在所住农家的大槐树下读书,边读书边跟过往的农民打招呼聊天。毛主席懂得跟农民交流的方法,农民不习惯太正式的交谈,你若专门上家里了解情况,可能什么都问不出来。但路上遇见时三言两语的随问随答,也许什么都了解了。毛主席就在和过往村民的随意交谈中,了解到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问怎么不挖井?答这里是干坝,挖不出水。
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他要给村民挖一口井。他把想法说给警卫员,首先得到随身警卫的支持,然后又得到当地村民的积极支持。这也是毛主席的工作方法,无论干大事小事,首先取得身边人和大多数的支持。
挖井的地点是毛主席选的。凭毛主席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他肯定能看出哪个地方可以挖出水。我在“红井”参观时,特意观察了周围环境,水井边草木葱郁,不远处有大树旺盛生长,应是有丰富的地下水源,是挖井的好地方。
当时正值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上层正秘密筹备大撤离。这个时候毛主席却在安心地做一件给村民挖井的小事,而且真的挖出了水,他还亲自下到井底,铺石子和木炭,让水变得清澈。
我曾想象过毛主席独自在井底铺石子木炭的情景。我有过清理水井的经历,攀着摇摇晃晃的绳子往下沉,井底黑暗阴森,仿佛下沉到一个在另一世里才会到达的地方。毛主席挖的井有五米多深,他在井底朝上仰望时,或许对井口那一小片圆圆的天空深有感触,他在之后的讲话和文稿中,几次引用“坐井观天”这个词。我不知道毛主席从黑暗的井底往上攀爬时又是怎样的心情。
毛主席挖好这口井便随红军长征了。红军撤出瑞金后,红色根据地很快沦陷,瑞金及沙洲坝遭到血洗。井就这样隐没在荒冢乱草中。其后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原苏区沙洲坝乡亲,也喝这口井里的水,可能也说起毛主席挖这口井的事。亲人不在了,红军长征了,只是井里的水还清澈、甘甜、旺盛。
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主席,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突然就想起毛主席当年挖的这口井了,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被全国人民所熟知。
再后来,这个想念毛主席的标语,衍生出另外一个标语:“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它成了宣传共产党和人民亲近关系的一个主打标语。我是听着这个标语长大的,到现在我还认为它是共产党最深入人心的一个好标语。
在这个标语中,“吃水不忘挖井人”成了一个“典故”,一句人人可懂的民间俗语。它是由毛主席挖井的故事而来,忘记这个故事我们也能懂,就是一句普通的中国话,讲的是妇孺皆知的中国道理,就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样,吃水不忘挖井人,是我们传统道德理念中最正确的道理:感恩。中国共产党虽然接受的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但那一代老革命家骨子里是牢固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
我在中国作协组织的“重走长征路”上,一路看“苏区”的标语,从博物馆展示和文史资料可以看到,苏区标语铺天盖地。那个年代,墙体标语是最直接有力的宣传,尤其是没收的地主家的高墙上,刷着红军的大幅标语。那个时期的标语,或大义凛然、或温暖贴心、或强硬震慑,皆是那个你死我活的残酷年代的真实写照。而“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共产党所有标语中最雅致、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它对共产党今天的宣传工作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2016年5月,我在毛主席当年挖的井边拍了照,还喝了一大口井水,那水依然甘甜,应该跟半个多世纪前一样。只是当年的共产党已经大不一样,她领导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富强。她已经是一个巨人,屹立于世界,但她仍然需要蹲下来和人民说话,就像当年毛主席坐在农家的大槐树下跟农民谈心聊天。她还需要回到源头,不忘初心,需要向自己的前辈学习如何激扬理想、表达情感、理解民意。
毛主席在沙洲坝的干地里挖出的那眼泉,中国共产党一直饮用到今天,包括人民对那眼泉“不忘”的恩情。虽然那眼泉如今已太不起眼。早已翻身解放的人民,似乎无须再翻身。但“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口号,依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延续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恩道德。
一次头脑的长征
云 宏
重走了一遍长征路,长征,就变成了我的人生印记。
所有惨痛的、悲伤的、哀怨的、振奋的、激昂的、澎湃的感情都被我当做祭品,放在长征路上。这一切都属于先烈,而我们,还没有资格来享有。
我来长征路,想要带一点先烈们的精神财富回去,最后发现,他们的精神已经化作了高山大河,与这片华夏土地融为一体。他就在那里,风雨抹不掉,冰霜摧不垮。
雪山、草地是亘古不变的地标,如今人们踩在上面,除了能让肾上腺素沸腾几下,别无所得。如果给这样的征服冠名长征二字,即便是最没心没肺的人也会立刻变得严肃,我亦如此。
飞越百年,自从西方人用大炮轰开一个自闭的古老帝国的海防线之后,维系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国终于走向了末路,在历史长河中璀璨了久远的农业文明迎来了最残酷的挑战。新的、旧的、奇怪的、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梦想的各种思潮将中华大地分割得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一个文人说过: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全在我少年!
然后,一群少年就站了起来,默默地扛起民族的大任。
少年人多梦,少年人也多情,他们的理想是璀璨的光明世界,他们的热情如同春草正在悄悄地生根发芽。趁着血未曾冷,年轻的他们踏上了长征路。
倔强!无比的倔强,这样的倔强即便是在暴雨般的枪弹面前也未曾退缩半分。中弹的人倒下了,没有中弹的依旧在冲锋。
如今,雪山上的雪依旧洁白,草地里绿草如茵,理想的鲜花已经开遍天涯,嗅一下,满是芬芳。
他们的背影已经远去,只有回首一笑让我的眼眶满是泪水。走在长征路上其实不用哭泣,几十年前,那一群走过这条路的年轻人们没有哭泣,只有坚定的脚步踏在大地上化作惊雷,成为千古绝响。
一堆堆类似咏叹调的词汇是我能抒发情感的最佳选择,真的,当你走在长征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对先烈,什么样的赞誉之词都毫不过分。
网络作家的思想是天马行空的,我们的思想在华夏的天空自由地翱翔,飞越雪山,飞越草地,飞越大渡河上的铁索之后,翅膀就变得沉重,最后不得不落在地上,重新审视我们的世界。
虚幻的、魔幻的、传奇的、戏说的,都不能离开现实的支撑,否则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长征让我变得沉重,让我理想的天空布满了硝烟,那些逝去的先烈在我的脑海里重生,继续新一轮的长征。
或许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次头脑长征。
摘一朵格桑花放在红军墓前,献上我心香一瓣。很快,红原的朔风就把它带去了草原,落在某一条满是积水的土沟里,装扮了草原。牦牛在远处吃草,一匹骏马在牧人的胯下飞驰。木栈道伸向远方,一个红裙女子撑着伞走在上面,在蓝天白云下如同一幅绝美的图画……不知有没有年轻的先烈在偷偷地看?
站在草地上,身体和灵魂就会分开,身体享受现代社会带来的物质,灵魂却随着那群衣衫褴褛的人坚定地向草原深处走去。听牧人窃窃私语,听牛羊咀嚼牧草,红原上的传说太多,八十年后依旧有戴着红五星八角帽的人继续在草原上跋涉。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伟人如是说。
我谓长征是锻锤,是烧红的铁块,是飞溅的火花,巨锤砸落,铁块变形,火花飞溅。溅出去的是碳花,溅出去的是杂质,留下来的是精钢,百炼之后,斩金截铁,所向披靡!
所有委婉的、动情的、哀伤的歌谣不应该在长征路上响起,这里只应该有关西铁汉铁板铜琶高歌大江东去!
战歌飞扬,红旗招展,马鸣萧萧,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前进……
泪眼婆娑,心如油煎,恨不能扭转乾坤让时间倒流。我若在八十年前,必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杜鹃鸟声声不如归去。而我又归去何方?恨不能投入洪炉化身为铁,让长征路上的风刀霜剑、烈火寒流褪去我的杂质,还真我本质。
黄土高原是长征的终点,一个牧羊的老汉挥鞭牧羊,歌声中依旧是八十年前的腔调,欢快,明媚如春光。窗外的秋菊开得正艳,一个美丽的新嫁娘捧着一束花从我的窗外走过,红艳艳的喜服如同一团火焰。
她是幸福的,我也是幸福的。
灵魂从长征路上回来,变得格外清新,就连心跳的韵律也发生了变化,多了一丝激昂,多了一丝澎湃,如同战鼓的鼓点,催人向上。
永远的故乡
朱 镛
时间改变事物的力量如此强大。八十年前,红军在中国大地上一路经过的高山、河流和树林间,只有风的呼啸、水的咆哮、树叶的飒飒声。红军路过的村庄,只有贫瘠、贫穷和苦难。红军过的茫茫草地到处隐藏着沼泽,爬的雪山冷硬得充满杀机,一旦停下来,立即会像雕塑一样定在那里。但是,他们不但突破了各种艰险,还突围了一路追击、堵击和截击他们的追兵,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时代前进到今天,社会变化翻天覆地。时间像极了一条河流,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一路上,把民族的团结、文化的丰富、地域的风俗和大众的生活常态融在一起,引进了自己的河床。时间对于大事,向来不会疏忽。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五周年、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时,中国作协组织“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纪念长征的伟大胜利。
2016年5月10日,我们从湖南张家界刘家坪出发,沿当年红二方面军的足迹,一路深入了解长征沿线地区的时代风貌。我有幸参加这次活动。我们一路所见的红军留下的遗址、曾路过的寒冷的村庄,如今有米饭、牛奶,有少数民族舞蹈和乐曲,有炉火温暖的呼呼声。这个被开启的新时代,或许,确实是时间对历史和现实的改变。当年长征决定了战争的命运,也决定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初夏5月,各种植物也正以它们自身的成长蓬勃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出发当天,温暖的阳光,水一样在绿色的植物上缓缓流淌,温润又明亮。一路走来,无论是金鞭溪、袁家界、芭茅溪,还是长山大水、雪山草地,金沙江、柯渡、普渡河、香格里拉,都有着极美的风景。
在这个数据时代,如果打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座山川和每一条河流,可以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座山川和多少条河流,但这不过是今天的统计方法,与八十年前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时光回到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为策应和掩护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从湖南桑植县出发时,是冬天一个漆黑的夜晚。那时,谁也不知道前面的路上,阻隔着几座高山,横亘着几条河流,隐藏了多少艰辛和危险。他们从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途经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在每地的史料上,在每个相关的故事里,红军都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年轻,充满着青春的气息。那么遥远的路途,那么艰难的跋涉,他们没有先进的设备,有的除了一个个稚嫩的肉身,就是在灵魂里激荡的意志和梦想。
在桑植县,我们去了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说起芭茅溪,就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据当地人讲述:“贺龙带领一帮人从荒草中冲出来时,这里只有一片发枯发黄的茅草。在漆黑的深夜里,他们像从茅草里窜出的马群,勇猛、快速,把老百姓早就恨之入骨的一个盐税关卡一锅就端掉了。”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对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有人摧毁了一个专门敲诈勒索的盐税关卡,就如同摘掉了长在自己身上的一颗毒瘤。
事件的缔造者贺龙,之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之路,再之后做了新中国的元帅,地方百姓,人人拥护。如今在贺龙的故乡,还流传着当时人们编的一首民谣:“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婆婆门缝看,原是贺龙军。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当年参加红军的很多人,就像一群候鸟,无声地告别了自己的生息之地,就再也没有回去。在云南寻甸,有一个叫李兴贵的人,出生在柯渡这片土地上。他的父亲李旦初,就是当年跟随贺龙从湖南长征到云南的一个吹号手,在寻甸的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无法跟随部队前行,被当地一李姓人家收留了。伤养好后,他想追上部队,却无从寻找,只得回到柯渡,从此扎根。如今,近五十岁的李兴贵,在讲起父亲时,脸上带着自豪和忧伤,自豪的是他父亲是参加长征的红军,忧伤的是他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了这片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土地,也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去看过一眼的故乡。
在云南高原,有的红军像李旦初这样留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有的当时就长眠于此。他们中有的累死在急行军中,有的饿死在路途上,有的深陷于草地沼泽里,有的冻死在雪山上。最惨烈的一次是在云南普渡河。一座二十多米宽的铁索桥上,一场与地方保安团的遭遇战中牺牲了七十九名红军。他们的英魂,永远留在这座如今尚在的铁索桥上。
在民间,有句俗语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其实在中国的版图上,当年红军的足迹何止两万五千里。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之后,红色晚霞照耀的地方,就成了永远的故乡。
一粒种子
周建新
我的家乡兴城,是个旅游疗养小城,张作霖修过别墅,日本人建过洋楼。新中国成立后,又增了几幢朴素的二层红砖小楼,大家称之为红军楼。顾名思义,红军楼里住的是伤残或疗养的老红军。
说老,其实也不算老,1980年我念高中时,我同桌的父亲就是红军,还不到六十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不了几岁。我同学是孤儿,老红军捡来的养子。从小,我对红军的故事充满了好奇,一本《红旗飘飘》被我翻烂了,与老红军的儿子同桌,正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可以偏得好多故事。可是,我的同桌偏偏不给我讲,他回答我,一问过去的事儿,他父亲就掉眼泪,不讲。
我同桌知道我爱写小说,觉得欠下我些什么,直到高中毕业前,他才讲了一小段他父亲的故事。核心情节是,老红军和哥哥一块儿当小红军,过草地时,哥哥陷进了沼泽,最后一句话是,见毛主席,替我问一句,天下的劳苦大众解放了没有?
老红军在战争中落下高度伤残,丧失了最起码的行动能力,没有完成哥哥的遗愿。不过,这粒小说的种子,却深深地种在了我的心田。
2016年9月下旬,我获得一次机会,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我有幸成为采访团成员之一,重走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这群平均年龄不足二十岁的娃娃兵,历时一年,长征途中又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到达陕北时,是唯一比出发时还要壮大的队伍。
于是,中共党史中读到的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韩先楚等红二十五军核心人物的事迹,从一本本历史资料中、从一座座展览馆里、从每一个个红军后代的讲述者口中,跳到现实生活中来,在我头脑中渐渐丰满、成熟。
我身穿红军服,走上红军小道,仿佛置身到八十年前,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重温那种为了一种信仰、为了一个目标,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历程。渐渐地,年少时同桌播在我头脑中的种子开始膨胀,在红二十五军开创的根据地里开始生根、发芽,这粒小说的种子寻找到了一片丰腴肥厚的沃壤。
在小说中,我虚构了一家亲兄弟,两个红军娃,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七岁。实际上,这虚构人物中的弟弟古伢子,原型就是我同桌的父亲。我无意改变我同桌给我讲的故事核,也算是给我同桌一个交待。如果三十年前,我把这篇小说写了,只不过是篇不痛不痒的小小说,一个单纯的故事而已,这种轻描淡写,很对不起沉甸甸的长征。
这次重走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赋予我更沉重的思索,更宏观的历史背景,更有质感的原生态。我把自己当成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努力地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复活。在七里坪浓烈的苏维埃氛围中,我给小红军找到了精神家园;在红二十五军创始人吴焕先的家——四角曹门村,我给小红军找到了革命的引路人;在国民党反动派“草过火、石过刀”疯狂屠杀群众的檀树岗子,我给小红军找到了坚定革命信心的理由。
随着采访的深入,又一个故事,冲撞着我的心灵。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出发地罗家冲,解说员绘声绘色地讲起徐海东缴获五千块大洋,分散到每一名战士手中,经历整个枪林弹雨的长征,陕北会师后,一块不少地接济给了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
认真地想一想,世界上还有哪个军队,忍着饥寒交迫,漫漫长路中,居然没有一名战士花掉怀里揣着的两块大洋,这纯粹是信仰的力量。于是,这个情节不由自主地跳进我的小说里,成为我小说中故事发展的主线。
当然,红二十五军几场重要战役,陕南庾家河之战、甘肃泾水之战,还有翻越六盘山、与陕北红军永宁会师等,都深深留在了我的脑海中,成为不可多得的创作素材。
采访活动结束后,回到沈阳,我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自己的长征,让小说的种子长成大树,开花结果。我仅用两天时间,完成了近万字的短篇小说,题目为《沼泽》。对于我这个慢如蜗牛的写作者来说,这个创作速度已经是天文数字。
故事并不复杂,许多细节和情节都收获于这次采访,小说围绕古伢子自从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之后,最迫切要做的两件事情入手,一是要见毛主席,二是替牺牲的哥哥把革命成果——两块银圆送给毛主席,让毛主席转交给天下的劳苦大众。两个愿望虽说不复杂,但战争环境和残疾的身体阻止了古伢子的愿望,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实现。
小说写完后,我的一颗心总算安宁下来,一粒小说的种子,实际上就是作家的一个胎儿,不生下来,对于作家来说,无法得到安宁。尤其是像长征这类题材,全人类能有几次?那么一群有理想、有信仰的鲜活的人物,那么多不可复制的故事,那么多可歌可泣、无与伦比的细节,我们这一代作家不去发现,不去挖掘,任其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那是多大的遗憾。
由此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不忘初心,长征题材丰富的文学矿藏还有待于充分的挖掘,优秀作品的产生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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