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进城记

插图：郭红松

母亲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进城，开始另一种生活。这是前所未有也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实际上，母亲不敢想象的事有很多，比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视洗衣机电脑，这都是母亲眼中的神物，与她隔着远超过一把农具的距离。面对着电话、手机、彩电以及轿车的时候，世界的变幻搅乱她的思维，恐慌时常席卷而来。母亲叹息着，这世界到底会发展到哪种地步？这人啊，也太神了。这种心慌的感觉犹如年轻时初次面对河流，白茫茫的辽远，让她处身于无限与未知的浩瀚里，感受着人的渺小与无助。

现在，母亲来到城市，面对着拔天的小区高楼，这种恐慌与无助的感受再次涌来。母亲抵达小区的楼下，望着钢筋水泥的建筑，抬腿久久不愿上。她说，这都要触到天了吧？刺心，这是母亲当时的感觉。这种在空中的居住，和河流上那些在船顶晒的鱼有何区别？母亲是捕鱼能手，对地上与水下的世界，母亲就是那个通灵的人。

然而，城市是与乡村截然不同的。城市正在推土机的轰鸣里，以风卷残云的方式吞噬着郊区的村庄、大地、树林还有漫漶的野草。大片大片的庄稼在水泥与钢筋的压制下，埋入泥土深处，毕生没有钻出地面的机会。在它们的上面，是高耸入云的广厦。这是母亲极其难过的。她常走过这些林立的脚手架，看着那些蚂蚁般的人群带着头盔日夜劳作，拔节的楼群日益举高着这个城市，母亲为之悲哀。母亲想象不出，如果有一天，大地上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那么那些庄稼、牛羊、野草和依靠原野生活的人群哪里去了？新建的工地里，母亲居然跑过去，对着新砌的楼群，旁若无人地，流泪。

我们家小区的西门，面对的就是千年的古河，隶属京杭大运河的这段支流，早已褪去历史的蓑衣，还原成庸常的河流，渔船、机帆船、木船、河岸两旁的人家、略带历史遗风的杨柳，一切都消失在日常生活里。母亲总是呆坐在河岸边的石墩上，沉默。如同另一个石墩。

我以为母亲想念家乡的河流。当年的母亲，一个人，用船桨、渔网撑起家的门楣。河流是母亲的历史。人老了，翻阅自己当年的历史，也许是一种安慰。在河岸边的母亲，常清早一个人出去，沿着河岸漫走，直到傍晚又沿着河流回来。母亲说，与河流对话，这让她满心欢喜。河流是有胸怀的，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敞开辽阔与恒远。高兴时候，对着河流中央的船只，自顾自地吆喝起号子来。幸运的时候，还会在岸边看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捕鱼人，驾着木船，等待着收网。这一切又让母亲看到往昔的日子，似乎又回到村庄旁的那条河流。她相信，所有的河流都是大地的经脉，沿着经脉行走，一定会流回那条引河，回到自己的村庄。

我不知道刚进城的母亲，在与城市的对话中，遭到怎样的障碍与困境。她对我购买的十六层商品房颇有意见，说住这样的房子，哪里叫家，分明是监狱。没有人气，连鸟语都没有。她对我们经常闭户关门更是恼怒。邻里乡亲，搞得跟仇人似的，一家不睬一家，完全是两个世界。为了迁就母亲，我们敞开着门，按照母亲的意思这样邻居就会来串门。乡村的人，总是喜欢群居闲谈，只要有人，一支烟或者一包瓜子，不到太阳下山是不会告辞的。而这次，母亲一连几天待在家里，不见一个客人上门。她等不及了，竟然从十六楼，挨个敲门邀请。结果不难预料，甚至有的人家就没有为她开门。这事对她打击很大。原来城市不是楼高，而是门槛高。这在母亲的内心里筑起篱笆。

母亲受到的打击接踵而来。小区的事我是事后知道的。母亲在小区内干起了拾破烂的生意，引来小区保洁员的控告和吵闹。这本来是保洁员的领地，现在闯入侵略者，保洁员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我理解母亲的行为，一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人，对大地上的每一物什，都有宿命般的珍惜。一滴露珠，一根草节，都深藏着农人的体温与往昔痛苦的回忆。对着大地上一切可以利用的物什，总是不由自主地介入。这也是我初到城市的感觉。这就是农民式的思维。对一些丢弃的物什，敝帚自珍，或是倍加可惜，否则有暴殄天物之感。我们小区的盛物箱里，总是盛满该丢弃和不该丢弃的东西，比如纸箱、完整的馒头、半瓶酒等，很多事物的价值并没有挖掘尽。母亲见此景颇为愤怒，在家里朝着我批评，说我们不是吃粮食长大的，这是要遭天打雷劈啊。当然，这些废物抛弃的故事里，有着我们这个小区独有的传统。我们总会在丢垃圾的同时，扔掉一些可以送进废品收购站的物什，目的是想给保洁工一点念想，给予沉重的劳作之余一点生活的欣喜。但鲜有人理解母亲的想法，在城市面前，母亲觉得自己无力辩解。珍惜和节约，在城市的土壤上，只盛产耻笑和矛盾。此后，母亲陷入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母亲再次在河流边出现。这是母亲在面对城市的丛林法则时一种躲避或自我疗伤。她觉得回到自己熟悉的场景，如河流、船只、庄稼或者野草树木，心才会安定与踏实。人与自然要比人与人之间明暗的关系温暖多了，彼此都是大地上的忠诚者。母亲把自己寄托于河流，也许她在伴随她一生的河流里，获得体悟与和解。我庆幸小区的西岸有条河流。河流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生活的偶然。至少给母亲带来乡村生活的气息，让她在乡村与城市的纠葛中，找到喘息、抚慰的场所。

从一条河流走出，又要步入另一条河流。我说的这个河流就是城市的生活。融入城市生活，就必须要适应城市的规则与规律。这些另一种形式上的、隐性的河流，展开在大街小巷或高耸的建筑下，成为阻止母亲进入城市内部的门神。母亲走在马路上，面对复杂的红绿灯以及川流不息的车辆，她不知道如何迈动双脚。从阡陌、田畴抵达红绿灯闪烁不停的马路，之间相隔的不是物理的距离，是城市到乡村的距离，是田园时代到商品时代的距离。城市的栅栏，不只是躺在地上的斑马线，立在墙上的规则、程序，还有呈现在城市空间里华丽的衣着、势利的眼睛。

母亲时常止步于斑马线。这中国式的过马路，给母亲带来不小的挑战。车来的时候，让车，人来的时候，还得让人。因为这横冲直撞的人群，呼啸而去的鸣笛，使得这个城市始终处于惊慌失措的境地，纷乱、失控、喧嚣、嘈杂、惊叫和冷漠，无情地充斥着城市的大街小巷。语言在此下落不明，唯有高声叫卖的吆喝、形形色色的广告，成为城市的面孔与话语。城市中的母亲，一条从河流潜入城市的游鱼，在公交车、楼宇、大卖场和法国梧桐树的海底丛林中，左躲右闪。这条鱼随时会搁浅在午后阳光炙烤的马路上，成为风干的咸鱼。

她决定到菜场转悠。其实这是对光怪陆离的城市再次逃避。她以为菜场至少与乡村是沟通的，诸如大白菜、土豆、藕、水芹等等，这些出生于民间的植物或果实，至少还带着天生的乡土味道。母亲穿梭在菜场，看看这蔬菜，摸摸那蔬菜，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般。待摊主有空闲，母亲居然还会跟摊主聊上几句，凭着对乡土野菜的熟悉，告诉人家，这土豆的种类、口感，那水芹的烹饪方法，如何去掉鱼的腥味、羊肉的膻味。置身于菜场中的母亲，满血复活，与菜场新鲜的蔬菜般鲜嫩，充满着生命的润泽。

河流与种菜的事，我是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的。城市就是架庞大芜杂的机器，我们则是这架机器上的螺丝。按部就班地工作、吃饭、睡觉。在这安稳的流水般的日子里，谁能想到，进城的母亲，居然在河岸与菜场之间，密谋着一场“兵变”。

在河流与城郊的结合处，一片灌木丛生荒凉杂乱的空地上，母亲揭开了城市种田的生涯。这里原本是属于河岸公园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当地政府的过度开发与建设，在打造沿河风光带中，资金链断裂，大量积压的存量房造成当地经济的泡沫。现在，城市里到处可见停工的半拉子楼盘，人去楼空。好在这些烂尾楼的存在，给许多夜晚无枝可栖的鸟儿一个天然的家园。还有些耕地，在耕地到建筑用地的转变过程中，成为荒地，无人问津。

母亲决定要开辟出块菜地。长满野草与灌木的土地，对于庄稼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对土地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罪过。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我们被蒙在鼓里。当我看到这块土地时，母亲已经开辟出大约三分地的规模。锹、耙和农家肥、厨余垃圾，土是喧松的，敲得细碎，褐色的土壤，我们看到其中蕴藏的力量与生机。这些土地被母亲划分有序，大蒜、韭菜、洋葱、辣椒、茄子、西红柿，这里纯粹就是一个微型的乡村菜园子。她用手指着不远处，还有菜园子藏匿其间。母亲说那是另外一些老人的成果。她们，成了都市里的新农民。

事实上，这些菜地是不可能在城市的空间存活太久的。城市拒绝与乡村挨在一起。乡村有着乡村的自由，城市有着城市的法则。城市的空地，点缀的是奇花异草，是水泥与石板。母亲和老人们开辟的菜园，最终在推土机巨大的轰鸣中，化为乌有。稍后，野草和花木继续占领这里。在这些花木的身下，是死去或者还没死去的蔬菜尸体。陪它们埋葬的，还有母亲们的乡土情结。

河岸边空地之梦的破灭再次打击着母亲。母亲的劳作终究是一场空。越来越多的钢筋水泥，铺天盖地般覆盖着土地、庄稼，大片大片的村庄，随着挖掘机、推土机销声匿迹。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向前的，没有人可以阻止它的前行。而在农人看来，大地孕育一切。没有厂矿、企业、商店，人可以活着，要是没有了地种，大地上没有了庄稼，人吃什么呢？这个困惑一直困扰母亲的内心。我在城市生活的前些年，一回到老家，母亲总要叮嘱，带些米面之类。母亲的意思是，整天在机关上班，不种粮食不种菜的，那些人到底吃什么？母亲居然为此事焦虑过。1998年洪水肆虐，淹没了家园，她都没有一丝慌乱。母亲站在洪水里说，天灾，这不是人能决定的。好在土地在，就有活的希望。灾后，我们家组织自救，在淹过的豆地上，套种玉米、绿豆等，挺过了那段洪水的日子。

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这话不假。至少在今天看来，这句话对母亲而言，依然是对的。在打工潮水的侵袭下，多少人抛却土地，背井离乡，做一名手工车间的操作工。昔日握着农具的手，逐渐被一只叫作工业的手取代。如今在土地流转的当下，母亲依旧没有放弃土地。特别是我们进城工作后，土地更是成为母亲固守的阵地。昔日的十八般农具，被她整齐地摆放在牛屋里，石质的器具打扫干净，铁质的器具则擦拭一新，似乎时刻等待着乡野的召唤。母亲说，土地留着，至少等我们哪天回家，还有吃的粮食。庄稼人，有粮食就可以活命。母亲是在为我们的人生构筑最后的防线呢。

杜怀超 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著有长篇系列散文《一个人的农具》《乡村物语》《苍耳：消失或重现》《大地册页——一个农民的生存档案》等。现居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