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这人一生不占公家便宜,更不接受贿赂。他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期间,帮助过许多人,他帮人批地号,没有要过一间房;帮人打官司,没要过一分钱。无论是参与哈尔滨市发展的宏观论证,还是为市长整理讲话、编撰经济年鉴,他都会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七十多岁退休回家时,依然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去时还似来时贫”。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我准备和爸爸妈妈去杭州度假。还没走,又接到单位的临时任务,去上海采访。于是,我就带上爸妈先去上海,然后再去杭州。
我们在路上,爸爸就告诉我,他想去看看中共一大会址。因为第二天我有工作,所以一到上海,我便打电话请一位上海朋友陪一下爸妈。他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工作,一口答应说,明天把老人交给我,你忙你的,你从现场直接来杏花楼共进晚餐。
第二天我整整忙了一天,直到天黑才结束。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我直接赶到了杏花楼。可是推开包间的门我就傻了,只见朋友一个人坐在那里,面前是一桌子菜。我很惊讶:我爸我妈呢?
朋友这才告诉我,他在百忙之中抽身出来找到我们住在黄陂路的那家小酒店,可是我爸我妈坚决不要他陪,说上班时间不合适打扰。他们还是自己去了中共一大会址。傍晚下班,他又订了杏花楼的晚餐,再次跑到宾馆接他们。没想到我爸我妈还是不去,爸说杏花楼吃饭太贵了,他们已经吃完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朋友联系不上我,只好一个人回来守着一桌子菜等我。我除了不停地道歉,还能说什么呢?我们也没有心思多聊,不多时便离开了。我匆匆返回酒店,要带爸妈吃饭去。
“我们吃过了。”爸爸说。
“你们吃的什么?”
“我们回来的路上买了几个面包,连明天的也有了。”妈妈说。
“有那么好的本帮菜不吃,却躲在宾馆里面啃面包,这是何苦呢?我的朋友在饭店里一个人守着一桌子菜,多尴尬!”
爸妈望着我并没生气,却按捺不住地笑起来。爸爸说,去杏花楼又破费,又劳顿,有必要吗?
“你们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我沮丧地坐在床上,“现在不是你们那时候了。”
“不论社会怎么变,不浪费,不给别人添麻烦都没错。”爸爸说。
那件事以后,我真不敢轻易答应哪位朋友请爸爸妈妈吃饭。二十年过去了,我爸我妈还是自己买菜烧饭,不吃保健品,一如从前。永远是妈妈买菜洗菜,爸爸烧菜。我妈这一生是我爸最好的部下,也是最后一个部下。我爸要往东,我妈绝不会往西。她以自己的勤奋和包容温暖了这个家,她是我们家庭之树成长的大地,在这大地之上,我妈成就了我爸这个天。
有位老人对我说,简朴勤劳的人长寿,因为命中注定的钱他们还没有挣够。我相信,我爸今年九十岁了,我妈也奔九了,他们还没挣够那些命中注定的钱。和有些人一比,我爸我妈不止活一生,他们可以活好几个一生。
我一回到他们身边,依然像回到童年,又跟着我爸去远足。他们依然会给我提供新鲜的世界,不过那不是哈尔滨的郊外,那是人类精神家园的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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