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忆，最忆是知青

春节前夕，一场知青春晚在网络上热播。听着那熟悉的歌声，看着那些已经两鬓霜白的知青们激动人心的画面，我的心绪也一下子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说来也巧，今年我在第一期《美文》杂志上发表了中篇散文《最后一个知青》，承蒙刊物主编穆涛好意，向几个微信群推荐，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知道，我的这篇散文，对以往的知青文学是有“颠覆性”的，其意义在于我不像铁凝、叶辛、肖复兴等作家以城里知青的角度看农村，我是以房东的角度看知青。我不清楚全国还有哪个作家曾是知青的房东，我相信我的视角会引起读者的关注。

说来更巧的是，在我看到《美文》样刊的几天后，从今年第一期《上海文学》上则看到著名诗人杨炼写的散文《黄土南店——我的记忆骨灰瓮》，讲述他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在北京昌平县北郊农场黄土南店村插队的往事。黄土南店这个村我熟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姑姑就嫁到这里。读罢此文，我带着一种好奇将刊物珍藏起来，准备在春节期间给姑姑家拜年时去问一些文中的故事的真实性。

腊月二十二小年，是我姑父的生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登门，可谓一举两得。进门简单寒暄一通后，我拿出《上海文学》对姑姑和姑父说，七十年代中期，你们村里是否有个叫杨炼的知青？姑姑说，有啊，跟你一样，整天爱写啊画的。怎么你认识他？我说，八十年代我在朝阳区文化馆听他讲过诗歌，那个时候他已经同北岛、舒婷、顾城、芒克等人一样有名了。姑父问我，你怎么提起他？我说，我最近在《上海文学》上刚刚看到他写的一篇散文，主要写在你们村里插队的经历。姑父说，他都写什么了？我说，无非是写农村多么艰苦，村干部如何欺负他们的。姑父一听笑了，说杨炼写的那两个村干部，一个是他，一个是他大哥。

姑姑告诉我，杨炼他们十几个知青到村上插队时，姑父在村里当治保主任，专门负责管理知青，而姑父的大哥就是杨炼笔下所写的那个不给他开回城介绍信的村支书。我说，这世界真小啊。姑父说，杨炼写的内容他几乎都不记得了。我说，我对知青的记忆和知青对农村的记忆不是一回事，我也写了一篇，叫《最后一个知青》。姑父说，我现在岁数大了，哪天让孩子将两篇文章念给我听，或许我还能回忆起一些当年的事情。

姑姑和姑父毕竟不是搞文学的，他们对杨炼或者对我的文学创作了解的并不是很多。我想，等我有机会见到杨炼，我会问他还认识我姑父吗？我姑父说，自从杨炼返城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而杨炼在文中提到，他是在多年后曾悄悄回到过黄土南店，对于那里的一景一物是那样的熟悉，也许是近乡情怯吧，那次的回乡，他谁也没有打搅。我理解杨炼的心理，对于自己的故地，曾经工作战斗的地方，感情往往是很复杂的、纠结的，很难用一句话一种确定的情感来表达。

同姑父的经历如出一辙，七十年代初，我们村里也陆续来了十几个知青。先是有三个女知青住在我们家里。两年后，女知青搬到了知青点。父亲当时在村里任贫协主席，负责管理知青工作。我记得在知青到我们村里的十几年中，前后大约有三十个知青插队，我如今依然能叫得出他们的大名或小名。

第一批知青来的时候，我记忆最深的是住在我们家里的女知青，她们每天早晨都要蹲在院子中央去刷牙。最初看到他们嘴里往外吐白沫子，只有五六岁的我很是害怕，以为她们得了什么病。时间长了，觉得她们刷牙过后，满院子弥漫着牙膏的清香很是好闻，便有了也想尝尝的念头。一个叫苗燕禾的姐姐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将一筒剩余不多的牙膏送给了我。没人的时候，我躲到水缸旁轻轻地往嘴里挤，结果发现这牙膏有些辛辣，并不好闻。我当时便寻思，这城里人真是怪了，为什么要坚持每天刷牙呢？

一九七三年，我们家的房子需要翻建。那时盖房，砖瓦木料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买到，即使有，也没有那个经济能力。苗燕禾看在心里，就跟她在城里一家木材厂当厂长的父亲讲，要想办法帮帮我们家。几天后，苗燕禾的父亲就派人送来两卡车的蒲苇，里边还有无数条麻绳。这蒲苇用绳子缝起来，正好可以苫背。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村里有好多人到我们家来抱蒲苇，即使这样，我们家盖房子仍然用不完。前几年，母亲同我聊天，还直说，那次盖房多亏小苗她爸啊！

村里的知青点是一排子房，每间房住两个人。一个本家大姑负责给知青做饭。知青们饭后除在宿舍聊天、看书，或者到操场上打篮球，最爱去的就是到我们家串门。每天晚饭后，知青们在我们家聊天似乎成了习惯，不管刮风下雨，有事没事。母亲在村里爱干净是出了名的，一天她突发奇想，她要把土炕拆了改睡木床。父亲和村里人对母亲的想法感到很诧异，都说睡床会坐病，将来要腿疼。母亲说，人家城里人就不睡土炕，怎么就没事呢？为了证实她的判断没错，她让知青们给予证实。父亲拗不过母亲，就说依了你吧，可是咱农村的木匠没做过床啊？这时，知青中的赵越、刘和峰和小朱子自告奋勇说，他们学过一点木匠活儿，可以试试看。

就这样，每天利用下班时间，用了将近一个月，赵越他们三个人硬是做出了两张床，外加四把椅子。母亲将被子铺到床上的那天，很是兴奋。我们三个孩子也像过节一样高兴，仿佛一夜之间我们变成了城里人。

到村里插队的知青家里都不是很富裕，好在生产队里对他们很照顾，每天都能吃上馒头米饭。不过，他们只能自己吃，没有多余的往城里带。那个年月，农村种的小麦、水稻首先要保证上缴国库，然后是保证村里人的口粮，最后有点结余，还要留做来年的种子。在计划经济时代，粮食是断然不能用来私下买卖交换的，如果被抓住，就是政治问题。我们北京东郊，夏粮很少种玉米，以种水稻为主，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是高产丰收。知青们在城里吃机米已经反胃，乍一吃自己种出的大米，觉得异常香甜。等到春节的时候，知青们便想办法弄些带回去。

母亲见城里人如此地爱吃当地的大米，为解决口粮不够吃的难题，就提出用一斤大米兑换一斤半机米的办法，知青们觉得这办法可取，两厢都乐意，就开始了私下交易。对于城里人的机米，我们一家人都挺爱吃。有时知青们从城里探亲回来，也会捎回一些凭票才能购买的红薯粉，我母亲会当成宝贝似的藏在柜子底下，等逢年过节时才拿出来给我们做猪肉炖粉条吃。

七十年代末，知青开始返城。有的是一个，也有两三个一起走。每走一个，他们都要到我们家聊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我们一家人为此都流过眼泪。有两个知青家里困难，回城一时找不到工作，我父亲还辗转托人在附近的国营工厂给他们要了招工指标。知青们虽然相继离开了村里，可他们的心还始终挂念着乡亲们，特别是我们家。印象中，在二○○○年前，每年春节期间，他们当中的赵越、刘和峰、小朱子、张三英几人都会结伴到我们家拜年。那一天，是我们家最热闹的一天，知青们和他们的大叔大婶——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做饭、唠家常。说得兴奋时，他们几个还会打闹一番。每次午饭，要从中午十二点喝到下午四五点，直到晚上八九点才一路摇晃着赶回城里。

进入新千年后，知青们由于年龄也大了，就不再春节来我家拜年了。虽然他们人不再来，可每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人都会有意无意地想起他们。我相信，不论他们身在何处，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会想起我们的。毕竟，我们曾经一起经历了那个无法忘记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