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里的拜年

四合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木墙木柱木梯子，每一件木质都透出风的皱褶雨的潮湿。

在这栋四合院里，我住了将近十年，一直认为每年的春节最热闹。在外的人全回来，提一个包兜，绽放一脸的笑容，然后张灯结彩，左邻右舍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

我的祖父在这个四合院住的时间比我长，谈起他那些年的拜年，就抑制不住内心的留恋，似乎遗憾地说我们年轻人走着走着，丟了祖宗的一个宝贝。

那时，分了家的祖父到了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穿上整洁的衣服，就要去给自己的父母拜年。给父母拜年少不了三样：一块三斤以上的熏干腊肉，一包白糖，十几个糍粑。祖父家境较好，往往比别人多一条两斤重的盐鲤鱼。

走进曾祖父的四合院，推开一扇木质的对开院门，屋里笑语喧哗，点燃一挂三百响的鞭炮，叭叭地闹得喜庆。曾祖父听到鞭炮声，打开了雕花窗子，喊：“快进来！快进来，外面雪大！”便起身迎出来。进了堂屋，神龛上亮着两盏红烛，烧着一束香火。神龛下两张并排的雕花椅，近前还有几个拜年用的草团垫子。后辈们必须恭恭敬敬地跪在草团垫子上三叩头三作揖，然后曾祖父再给后辈们发红包。

这些礼节完了，才在厢房火塘边落座聊天，抿一杯温暖的甜米酒，吃着自家种的花生薯片。煨糍粑更是不可少的，在火塘里支个铁网架子，把糍粑放在上面，煨得两面焦黄，有的会起大气泡，掀开了焦黄的糍粑表面。掰开熟糍粑，一拉，白丝儿像一根线，拉了好长。

吃饭的时候，曾祖父家的菜比较丰盛，炖大块腊肉、炒鸡块、红烧牛肉，一条鲤鱼不可少，也是祖父的最爱。祖父十几岁时给一家亲戚去拜年，头戴一顶小圆布帽，穿一身土布长袍，脚蹬一双千层布鞋。吃饭时他看到桌上一条三斤重大的鲤鱼，红烧得鳞儿卷起，尾巴焦脆，浇上葱花红椒，看着就垂涎欲滴，便一筷子过去，劲稍大了些，鲤鱼在盘子里硬挺挺地翻了边，顺势一溜，咔！滚到了桌子底下。祖父十分尴尬，好在亲戚通情达理，拿起鲤鱼，说：“洗洗，浇上葱花再吃。”此时，祖父才知道这是一条木鲤鱼，家穷的，用木鲤鱼来撑桌面。

初二是给岳父母拜年。做了女婿的祖父，挑着满满一担年货，十来块腊肉、十几包白糖、好多糍粑，外加院子里长的桔子，跋山涉水去给岳父母拜年。

去岳父母家拜年的礼节更繁琐，也要倍加小心。记得有一回，祖父在岳父母家吃饭，被人客气地请进了一桌的拐角位置，这个拐角靠墙，外面的凳子上坐了人，就不能出来了。他在盛情之下坐了，吃饭时突然记起曾祖父关于辈分座次的训诫。他左看看，坐的是岳父的叔伯，右瞅瞅是一脸皱褶的姑嫂，他喝了一碗米酒之后，长辈们说：“我来给你盛饭！”可是，祖父哪敢要长辈盛饭哩，本来应是他给长辈盛饭的，他就这么煎熬着，想等个小辈来盛饭，却一直没有小辈进来，只好草草吃了几筷子菜，硬是没吃饭，饿了一个晚上。

新的生活有新的方式，人们对拜年也有了新的诠释。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四合院，每到春节就不像祖父说的那样拜年了，礼节慢慢少了。

那一年，父亲搬出了雕花的四合院，在不远处竖了自己的砖房。大年初一，父亲领着我们去拜年，祖父在厢房喝茶，他听到外面的鞭炮声和我们小孩的笑声，就倚在门口笑眯眯道：“还信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走亲忙啊？”父亲紧走几步，握住祖父的手说：“爸，拜年拜年，下跪作揖不兴了，这份亲情还是要延续的啊！”便搀扶着祖父进了厢房，俩人在火塘边相互感触着幸福的火热。

这些年，祖父越来越老了，九十二岁的眼睛总眺望着我们，像这四合院漏风漏雨、破败不堪的样子。可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四合院的精气神还在影响着我们，渗进骨里，不能远离，也不可能远离。

如今，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我站在城里听见了四合院拜年的脚步，父亲在电话里问：“回家过年不？”我踌躇着，窗外雪花飞舞，街道上的车好多搁浅了，火车站人潮汹涌，扁担和大布袋乱钻。我胆怯地长叹了口气。父亲紧追着说：“回吧，今年雪大，说不定明年拜年时看不到我了，也看不见这四合院了。”

我听了，心突突地急切起来。

在四合院里拜年，是我美好的回忆，也是我对时间的敬畏，对先祖的感恩，更是对亲情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