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多重时间

制图：蔡伟华

苏州，这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鲜明中国文化传统特征的城市，如果换一个时空坐标，放在“多重时间”框架下去理解，又会有怎样的丰富性？

帝国时间与海洋时间

2009年，一幅被称为“塞尔登地图”（17世纪英国海洋法学者塞尔登所捐献的东西洋航海图）的中国古航海图，被遗忘了几个世纪后，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它凝聚着明代中国制图技法的精华，却因长久地流落他乡而被人忽视和遗忘。

从“大航海”的视角分析，可以发现“塞尔登地图”是当时最精确的东西洋航海图，“无论是过去，还是接下来的400年中，都没有另一幅地图能够望其项背”。而且，这幅图还早于伟大的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呈现了400年前东亚地区民间海上贸易的盛况。

与塞尔登地图同样有着非凡意义，且勾画了同一时代西方不同景象的，则是1507年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地图。两幅图都极为重要，意义却各不相同。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是在新大陆刚刚为人所知的时候绘制的。新大陆的发现迎合了欧洲的猎奇心理，这迫使他将现有的制图模板利用到极致。同样，塞尔登地图也是中国在地球另一端发现新大陆的激动下应运而生。它描绘了当时中国人所知的那片世界：西抵印度洋，东接香料群岛，南邻爪哇，北望日本。绘图者从历史、地理、文字、法律和科学技术的角度，以中国的绘图方式重新设计了世界的版图。

两幅地图并置，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与世界在帝国时间和海洋时间的交汇。在那个时代，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离开家园去寻找工作，既是谋生也是冒险。数以万计的船只往返于欧亚各大港口之间，一个大洲的商品改变和建构了另一个大洲的经济。

郑和下西洋创造的航海奇迹，是以苏州时间为起点来刻画世界时间的叙事。从太仓刘家港进出的外交使节，开启了这一时刻。刘家港成为全国第一个享受海港待遇的内河港口，将创造和书写出时间碰撞中的交通史。可以说，在1843年上海开埠前，苏州已是“帝国与海洋”的多重时间的时针，是被遮蔽的“另一种世界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的现代时间

苏州在开启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元朝时，苏州作为政府实施漕粮北运的第一码头，不仅建立了帝国的海运仓储和海事机构，统摄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温台等沿海地区，而且成为使日本、高丽、安南等国商船集结的“六国码头”，奠定了外向型发展的海洋文化的基础。

设置于太仓的内承运库（被称为太仓银库、太仓库），从洪武到崇祯朝，存在于明王朝的始终。太仓库的盛衰，反映了明代政治、经济、皇权与内外臣的关系变化，以及内陆边疆与中原的关系变化，其后果是对沿海地区现代性的推动——为了抵御蒙古和女真，大量军队驻扎在北方边境，每年经由苏州太仓银库运到北方的军费，从16世纪后半叶的200万两增加到400万两，几乎相当于每年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数量。北方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越不足，纳税就越困难。随着国内白银需求的持续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一条中国现代社会开启的重要线索——“银线”由此形成。

“银线”涉及白银在中国各个区域的大规模流通状况：白银的流通机制、白银与铜钱在经济层次中的复杂关系、白银的使用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等论题，还有货币供应、价格浮动、使用层次等经济活动。这从一个侧面描绘出19世纪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的轮廓，正是由于这样一根“银线”的存在，“北虏”与“南倭”以白银流动为媒介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利益紧密关联起来了。

与“银线”并置的还有另一条线——“参线”。东北的人参，俗称“辽参”，在明中叶之前并不受欢迎，当时山西上党出产的“党参”知名度大大超过“辽参”。但到了明末，随着女真族在北方地区的活动，人参成为东北亚边境贸易中数量最大宗的物品。大量购入人参，是因为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兴起的“温补”习俗。来自南方的白银和来自东北的人参在此进行交换，“银线”和“参线”的重合和循环，也勾勒出明清王朝在何时被卷入整合度较高的世界经济的复杂关联中。

就帝国内部而言，明清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大量手工工场，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与劳工的关系。这种中国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撕裂了传统的文明样式，技术的工业化、阶层变动、新兴的意识形态、权力格局的变迁都被强势压缩于江南时空中。

当时，苏州中心城市人口保持在50万以上，长期居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最高时近300万，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城市、超地域的中心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与文化中心。

从明代中期至太平天国，苏州城市中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民”世俗世界，极具现代性的市民世俗生活图景生动地保存在小说、诗文、评弹及戏曲中。尤其是在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和宫廷绘画中，更有直观呈现。清代前期和中期，为了寻求更广阔的艺术市场，许多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画工和刻工纷纷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到了日本长崎，不但带去了画稿、技术、材料，更重要的是带去了江南世俗文化与市民生活方式。从世界艺术史上看，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影响了日本的“浮世绘”，日本“浮世绘”又对法国印象派的产生有所启发。从思想史上看，苏州市民文化的传播撬动了“明治维新”产生的土壤。这是苏州文化与生活对日本影响最突出的一脉，也是被忽视的另一种世界史。

明清贸易，市民世俗生活，文化艺术，以及近世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新政治主张的联通，合力形成了中国近世“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也可称之为由苏州引发的“明清的现代时间”。

活化的天下时间

苏州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微小的、庙堂之外的，又是宏大的、心怀天下的，兼具市民生活和世界都市史的历史纬度。中国的现代进程中，传统和现代两种社会体系的交替难免产生多层面错位、对接与抵抗，苏州这种富于历史文化底蕴、极具代表性的城市呈现出天下时间观与民俗时间观的协调与博弈。

苏州时间的民间活化历史，上可追溯至周代、下可延至今日。苏州可能是目前中国少数坚持按“周历”过年的城市。周代的过年时间是冬至，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过年时间明确为春节，但苏州地区流传至今的一句话是“冬至大如年”。苏州的时间是如此特殊，不仅市民一年中过了“两次大年”，而且苏州社会思想与生活习俗的变迁也已适应了多种时间的并存。

在苏州市民看来，另一种时间与生活不仅不违背现代，而且是美好和谐的，是构成城市自我认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比如，“苏州的北宋时间”在苏州斜塘王墓村延续至今。

北宋末年，北方兵祸，百姓流徙。大量的官员携家眷迁入杭州地区，而杭州本来就有大量人口，无法安置，遂在交通方便而且环境较好的苏嘉杭地区安排官僚与流民。这样，许多北宋流民就落脚在苏州独墅湖斜塘王墓村。当时，归乡无期，乡愁不绝，众多流民就修建土地庙，庙门朝北，一告北方先祖游子不忘故土，二感王墓一方土地庇佑之恩。

历经800余年沧桑，当地北宋流民后裔坚守着北宋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伦理关系及语言特征。直至今日，流民后裔家中遇事、邻里纠纷不能排解者，仍有按照北宋遗律来土地庙“摆台”求公道。由村中的“香头”以说唱的方式替事主排忧解难，现编现唱的吴方言中夹杂着中原故语，村中所有老人坐镇庙内担负“陪审团”。在王墓村土地庙旁有一方石碑，虽历风雨，依稀还可显露出一些碑文：“北望中原，金戈铁马，秋风残阳怀先祖。南居斜塘， 碧水芳草，王墓土地慰流民。”

苏州还混杂着民间时间和庙堂时间。是苏州人的建筑思想铸就了明清皇朝的“天下”视觉美学：以天安门城楼为开端的故宫，由苏州香山帮的蒯祥担任总设计师，几代苏州香山帮建筑设计师和工匠的手艺营造出巍巍壮观的皇家建筑群，成为皇权统治天下的象征物。

而苏州园林这一私家园林文化，又具有非常不同的美学特征。园林，是时间和文化中的“飞地”。一方面，它是私人属性的建筑财产，承载着文人自身的情怀与审美；另一方面，这些园林的主人多历经仕宦，园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天下时间的表征。民间与官方、天下与个人、公与私，都在这里重合交汇……苏州人不但营造出园林美学，也营造出皇家宫廷美学，不但拥有民间时间，也怀有庙堂时间。

在中国与世界的多重维度中，在各种时间的交错和延伸中，我们将以一种新的视角重返苏州。